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新罗神话的鸡龙崇拜:鸡首龙身与红山文化的鸟首蛇身

鸡龙是朝鲜半岛新罗神话的角色,不同版本记载不同,或载为鸡和龙,或载为鸡龙。究竟是鸡还是鸡龙,显然是一个问题。从鸡龙的形象起源来看,尽管鸡龙形象并不多见,但早在红山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鸟首蛇身的鸟龙形象,与鸡首龙身基本相似。朝鲜半岛南部的神话中出现鸡龙形象完全是可能的,朝鲜半岛南部也有红山文化传播的印迹。

山、鸟与祖先:三星堆玉璋图案祭祖祈年仪式探究

本文立足于三星堆2号坑出土文物,并结合商代及史前鸟信仰背景研究后发现,祭祀图其实是三星堆人春季在山上举行的祭祖祈年仪式。在三星堆,鸟曾被奉为祖神(图腾),并兼为农神。同时,山被视为祖先生殖力象征。仪式中沟通神灵的主祭者代表鸟祖象征性播种后,和助祭者一起祈年。象牙、牙璋等均是祈年灵物。三星堆鸟信仰与史前及商代鸟祖信仰的承袭交流,充分体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此外,与辛店文化女性“发芽”理念相比,三星堆文化更强调男性在“播种-发芽”中的生殖作用,并将山岳崇拜纳入三星堆祭祀体系。

金沙“太阳神鸟”文化解读

“太阳神鸟”金徽可以看成古蜀文化的载体。徽记上绕日飞行的鸟类,是鹭类的鸀(王鳥)(烛玉),一种群集性的水禽。由于鹭与鼓自古就联系紧密,西南民族习用的铜鼓,常有鹭纹存在。金徽与铜鼓之间以鹭为桥梁,金徽图案便移用到铜鼓上,使铜鼓图纹与金徽有惊人相似性。如此,便可将铜鼓用作解读金徽内涵的敲门砖。于是看出,金徽说明了负阴抱阳的圜道；动水对炎火的制约；从而引申出预防灾患的意识。

中西小说的音乐化叙事及其伦理效应——以《神鸟》和《帕格尼尼》为例

在中外文学史和音乐史上,音乐与文学的结合总是促成二者多方面的变化,音乐元素和音乐手法的渗透,使中西小说艺术风貌更加丰富多姿,增强了伦理蕴涵的多解性和歧义性。在音乐化叙事中,现代中西小说均运用各种音乐手法,但对音乐元素的取舍呈现出不同的偏好。中西小说音乐化叙事的不同趋向是中西文化不同特征的艺术反映。

“乌鸦”象征意义的流变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乌鸦的态度发生极大转变,乌鸦经历了神鸟、孝鸟和不祥之鸟的转变历程,其身份地位由祥瑞神圣的代表一层层地消减为灾祸的预言家。一只小小的乌鸦却代表了人们思想上的流变,它依靠神性来确定地位,成为阳精的化身,当民众的自我意识苏醒过后,又逐渐成为不祥的象征。人们根据时代条件的转变不断地赋予乌鸦各种身份,又随着人们认知的不断深入,"去神性"成为人们最直观思想的表现方式。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骆越稻作文化标志阐释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主要表现的是蛙神祭祀的场景:在首领或巫师(正身高大人像)的带领下,骆越人(许多侧身小人像)在铜鼓的伴奏下,以犬为祭品,整齐划一地跳着蛙形舞蹈,偶有鸟舟竞渡来助兴。整个祭祀场面虔诚、庄严、肃穆、热烈。骆越族在两千多年前已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先进农业民族,骆越族对蛙神的崇拜、对狗的珍爱、以鸟舟竞渡来祀神的活动,都有着鲜明的稻作文化烙印。稻作文化是骆越文化的本质,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就是骆越稻作文化的最大标志。

从《说文·鸟部》看中国先民的神鸟文化意识

以《说文》中与神鸟文化相关的字词解说为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神话传说、图腾崇拜、人本精神等众多方面考察了中国先民的神鸟文化意识,从中发现《说文》鸟部字存有一个"凤"神字族系列,它体现的中国先民的神鸟文化意识源于上古的原始神话,进而上升到图腾崇拜,最终构筑了"凤"神字族独特的人本精神。

太阳神鸟金饰与中国审美心理

太阳神鸟金饰于2005年被确立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它体现出中华先民在早期生产中形成的阳鸟崇拜、时空合一的宇宙观念、意象交融的审美创造和圆融和谐的生命理想。这四个构成要素符合中华民族持续的相对稳定的传统审美心理,并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殷墟妇好鸮尊艺术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妇好鸮尊是商代殷墟妇好墓成对出土的祭祀礼器,是殷商时期动物造型青铜器中独具特色的精品;从鸮尊的历史背景展开,对其艺术特征从造型、纹饰两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古代鸮崇拜艺术的兴盛与衰落更替的转变,探究鸮尊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妇好鸮尊是古代先民鸮祟拜信仰的意识载体,鸮非战神,亦非凶鸟,实质是奴隶社会统治阶级用神祗信仰统治人民以巩固王权,寓意着人们渴望没有战争的、和平而安定的生活。

鲜卑粟特墓葬中的波斯神兽解读

到目前为止,粟特人在中国北朝还留有很多文化上的谜,所以我们不能确定说本文提到的"飞行神兽"等于伊朗文化圈原初意义上的"森木鹿"。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这一类神兽的图像,就是马尔夏克教授指出的:"森木鹿类型的,表现‘神的荣光’"的神兽。而且在中国被当成吉祥图案,一如龙凤和独角兽麒麟。

布洛陀和姆六甲是中华民族早期的鸟神崇拜

从历史文献、民族语言和民俗、考古证据切入,认真分析了一些解读布洛陀发音内涵的观点,认为都是反映了布洛陀文化的果,没有反映出布洛陀文化的因。布洛陀和姆六甲神的形象其实就是"人面鸟身神"。布洛陀的解释应为"从天而降的男性人面鸟身神";姆六甲的解释应为"胯下可夹物体的女性人面鸟身神"。人类社会早期对布洛陀和姆六甲神的崇拜,就是中华民族早期的人文始祖崇拜。所以,布洛陀和姆六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壮族麽文化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

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壮族祖先神布洛陀不是一个抽象的神祇,而是一个实施鸟或鸡卦占卜的"鸟神"或"鸟部落首领",布洛陀崇拜亦即鸟神崇拜。所谓"麽文化"的核心亦即鸡卦巫术,布洛陀的传说只不过是鸡卦巫术的筮辞。所以,壮族"麽文化"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

太阳崇拜与三星堆神权信仰体系的构建

三星堆文化作为古蜀文明的文化遗存,神权信仰是其重要的文化根基,太阳崇拜、神鸟崇拜、神树崇拜、英雄崇拜、眼睛崇拜、山岳崇拜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的信仰体系。通过探究古蜀文明信仰体系的源流,发现三星堆文化看似信仰繁多,实则是以太阳崇拜为核心,衍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信仰。神鸟崇拜来源于被神化为鸟的太阳;对神鸟所居之处的崇拜衍生出神树崇拜;射日神话构建了古蜀先民英雄崇拜的根基;以日月代眼的神话传说成为古蜀先民纵目崇拜的源头;山岳崇拜源于“日月出入之山”的地理现状与神话传说。由此可知,太阳崇拜是三星堆神权信仰体系的核心与直接来源。

敦煌市博物馆新获画像砖内容及特色浅析

画像砖是特定历史时期古人表达现世美好来世愿景的艺术手段和物质载体。2015年5月敦煌市博物馆抢救性发掘一座魏晋画像砖墓,其画面有神话传说中的神禽灵兽、有取材传统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故事、有不明含义的奇禽异兽和半人半兽的神怪。这些画像砖色泽鲜艳丰富、构图严谨缜密、用笔准确清晰、线条流畅洒脱、造型优美逼真,是魏晋时期敦煌地区民间画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杰作。

献颂宣德--从许善心《神雀颂》看“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

许善心由陈入隋,亲历"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开皇十六年(596),当时天下统一,国富民强,"开皇之治"的各种政治措施已经完成,恰逢天降神雀,许善心适时创作《神雀颂》歌颂帝德。虽然其华丽的文风违背了隋文帝的作文主张,可却达到了文帝宣化天下的政治目的。而其基于史事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开皇之治"的一种文学写照。

“熏炉盖”还是匈奴青铜神鸟冠考述

本文将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地出土的匈奴青铜"熏炉盖"文物与内蒙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金冠"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上孙家寨出土的"熏炉盖"应该是固定在皮革上的青铜神鸟冠装饰部件。

从鸟神崇拜到道教审美视域下飞鸟形象的演变

鸟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但是鸟为什么能成为一种意象以及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鸟意象的形成过程,在鸟意象最终形成前,鸟形象经历了审美的朦胧阶段到审美的逐渐明朗化再到审美的特殊化,最终以轻盈灵动的外形和寄托人类情感的仙使形象而成为文学艺术作品中常见的鸟意象。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名称辨正——金箔“太阳神鸟”应称“四时神鸟”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取自四川金沙出土文物"金箔神鸟",专家们认定金箔上神鸟绕飞的中心图案为太阳,而将金箔命名为"太阳神鸟"。笔者以为此名实为误称",太阳神鸟"古称"日乌",是用鸟形来象征和表现"太阳",一般为一只鸟,而金箔图案同时出现四只鸟,与传统说法及表现方式不符。另外,金箔上四鸟绕飞的中心,并非"太阳",因为"太阳"放射的光线为直线,而金箔中心表现的则是旋转曲线,应为象征循环运转的"天轮璇玑",其十二旋齿代表天时十二月份,而飞绕覆盖十二个月的四只飞鸟,代表四季天时。所以,金箔刻画的四只飞鸟,正确的称谓应为"四时神鸟"。

从比较研究的立场看孟子与保罗人性论的特质及意义

孟子与保罗分属于两个性质迥异的文化系统,一个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传统,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二者的生存处境不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思想进路亦不相同。如果能给予双方的话语以同等程度的重视,以比较研究而非判教的立场和态度对待孟子与保罗的人性论,透过分歧发现双方各自独特的洞见与智慧,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人的存在本性的全面认识和理解,而且有利于促进基督教与儒学这两种异质学术的深入交流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