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雷神图像研究

雷神作为中国最早的气象神崇拜之一,经历了从“兽”向“神”、从自然神灵逐渐转变具有复杂社会职能的人格神灵的变化过程,由神话学转为宗教学。至汉代,雷神具备了纯粹的人格化特征,且雷神信仰在汉代特殊的神仙语境下有了仙化的倾向。汉画雷神图像存在复合兽形、半人半兽形和人形这几种外形并行存在的现象。其图像构成及表现形式均呈现出由单一走向复杂、综合的趋势,雷神成为图像中的主要叙事元素,空间结构的处理方式也愈发灵活,在继承楚文化浪漫主义特点的同时,又秉承着汉代艺术的古拙、雄浑的艺术色彩。通过分析汉画雷神图像的艺术特征,从艺术学角度探究民族艺术创作的价值及审美取向,从背后蕴含的精神信仰、社会信俗和理念内涵探究汉代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世界观。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宰天者人:曾国藩鬼神思想发微

曾国藩的鬼神思想反对鬼神作为实体的真实存在,且表现出“宰天者人”的倾向。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倡五经而反《新约》,崇孔子而斥上帝,以理性主义的儒家礼教对抗神秘主义的宗教神权。曾国藩曾主持过求雨、祭祀龙王等活动,但其本意是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其教化目的与政治目的,以稳定人心、消弭拜上帝教的神权影响为指向。在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中,曾国藩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而非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他强调“宰天者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论《圣经》马氏译本对洪秀全的影响——以“上帝”译名为例

《圣经》马氏译本是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它成为洪秀全获取西方基督教《圣经》知识的真正源头。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圣经》马氏译本的变异和洪秀全的误读,给这个回合的中西文化对话带来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圣经》马氏译本中的“上帝”译名对洪秀全最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助于他创造性地形成区别于基督教的“信仰中心”,走上创立新宗教之路。通过运用中国文化改造西方文化的方式更新中国文化。

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

文章针对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关于洪武三年城隍祭祀“改制”的三篇论文指出:所谓改制背景为“理念派”与“惯习派”之争说法出于虚构;洪武三年二月份祀天神、地礻氏并未造成“两种城隍”;洪武三年“改制”与明朝对道教的政策无关;洪武三年所定祭祀城隍规则曾得推行,后来才发生变化。滨岛敦俊的有关研究忽略了明太祖本人在明初宗教制度、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以两元对立观念考察儒、道关系,忽略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契合一面,并根据明中叶以后情形推测明初情形,加以对史料处理简率,因而造成一系列误解。

唐宋时期佛教流播与祈雨活动的盛行

祈雨活动,古已有之,为当时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唐宋一代,随着佛教向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流播,朝野上下,祈雨活动亦异常活跃,且多与佛教人事有关。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大量祈雨活动,佛教高僧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唐之际,随着密宗的形成,大量请雨、止雨经典及仪轨也相继译出,并成为密宗的重要的成就法之一,这使得祈雨活动从理论及实践上更加完善,直接影响着佛教文化向民间的渗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六朝故事看道教与佛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异苑》、《述异记》等志怪小说讲述了六朝天师道如何对民间鬼神祭祀进行“伐庙杀鬼”、毁弃“鬼物”的故事,故事背后透露出天师道的教义信息。在另外一些故事中,佛教却是通过夺取地方俗庙的庙产扩张了佛寺。从故事中我们知道,天师道是通过把地方基层社神纳入道教神谱进行收编,而佛教却对地方社神与社庙进行“伐社”,这两种迥异做法凸显了两种宗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地神信仰与泰国的国王崇拜——泰国国王崇拜的民俗学解读

泰国人民对国王的崇拜源自于泰国的原始地神崇拜,而外来婆罗门教与佛教思想的渗透及其最终与本土原始信仰的融合,则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对国王的崇拜。

哥伦比亚大学“纸神专藏”中的娘娘纸马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纸神专藏”,内有同一历史时段相对齐整的“娘娘纸马”一整套。以这套纸质祭祀仪式用品为纲,参照该时期相关文献,可以复原1930年代北京地区生育风俗的概貌。这些纸马作为民国初期民众生育仪式的标记物,为检视当年日常生活中依然繁盛的相关民间信仰活动提供了可依凭的证据链;凭借阐释分工明确、等级井然的娘娘纸马系统,生育知识、家族观念、邻里社区等等旧有的地方性知识被揭示出来,有力地证明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的互嵌和同构关系。纸马的价值,宜在作为与风俗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之“辅助记忆物”的维度上,予以重视。

古代蒙古族传统宗教文化心理对元朝政治的影响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主要是由于他们传统宗教文化多神教萨满信仰的强势存在。在中国历史上,佛、道等宗教的隆盛,很多是因为统治者对神道设教的扶持和宣扬;元代各种宗教并存,而且达到相当繁盛的地步,主要是由于蒙古贵族虔诚的神灵思想的作用。元朝统治者只是出于朴素的功德或功利思想尊崇各种宗教,而并没有把宗教作为设教化民的统治工具。

上帝是个黑女人——从《紫色》看艾丽丝·沃克的黑人妇女主义宗教观

并不是盲目地遵从或选择反叛基督教的艾丽丝.沃克,通过小说人物的成长历程,对基督教、对上帝作出了浓墨重彩的沃克式的图解和阐释,不但颠覆了传统基督教关于上帝是个白种男人的观念,也颠覆了黑男人面对黑女人时自我赋予的上帝地位,大声喊出:上帝就是我自己,上帝是个黑女人!这一特具解放意义的宗教观是《紫色》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康德目的王国理念新解

当代研究者们通常把康德道德哲学中的目的王国理念解读为世俗意义上的道德理想,即由道德存在者构成的共和国。这种解读是有问题的,其主要缺陷在于忽略了目的王国理念所具有的宗教意义。目的王国理念实际上是一个以上帝为首脑的理想的道德共同体。康德所使用的"王国"概念,已经提示了目的王国中应该有一个国王或统治者。更为重要的是,有两个关键的证据支持对目的王国理念的宗教阐释。第一,康德区分了目的王国中成员与首脑,前者是有限的负有义务的理性存在者,而后者是具有无限能力且不受义务约束的理性存在者,即上帝;第二,康德阐释了目的王国理念的理想性,即其实现单凭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帝的帮助。这两点都有力地表明了目的王国理念具有宗教维度。目的王国理念的宗教意义使得这一道德理想可以成为当代宗教对话的一个切入点。

太平天国宗教音乐伴奏乐器史实解析

太平天国在宗教礼拜仪式上用什么乐器伴奏,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风琴,有人认为是西方的管乐器,还有人认为是我国的民间乐器。文章在史料基础上对上述各论点分析后指出,太平天国的伴奏乐器应为我国的民间乐器,此规定看似洪秀全的随意之举,里边却蕴含着《圣经》对上帝教的深刻影响。

混合三教 以儒为本——论《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是"混合三教,以儒为本"。三教的思想与内容在《封神演义》中呈现为混合杂陈的状态,但其思想的根本却是正统儒家思想。其主要表现便是对儒家的革命思想、忠孝思想和仁政思想的认同,且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混合三教"是该书民间叙事特征的反映,"以儒为本"是该书正统叙事特征的反映。编者"奇正并存,执正驭奇"的叙事策略是这一整体文化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期望 改正 敌视——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态度的演变轨迹

18 5 3年 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前 ,西方传教士怀着极高的宗教热情 ,期望太平天国领导人允许其传播圣教和宣传福音 ;定都南京后 ,西方传教士通过对拜上帝教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 ,认为拜上帝教是有缺点的基督教 ,必须改正其“错误”;1862年 1月 ,以罗孝全悄悄离开南京为标志 ,西方传教士对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们的劝化开导的图谋宣告失败 ,转而公开敌视太平天国。西方传教士充当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探听太平天国情况 ,镇压太平军的急先锋 ;此外 ,传教士纷纷赶赴和悄悄离开南京这一现象 。

奥林波斯宗教与古代奥运会的产生

古希腊奥运会虽然已于公元 393年衰亡了 ,但是那段灿烂的体育文化放射出来的光辉却永远不会熄灭。今天 ,我们对古奥运会的产生从各个角度去审视 ,进行深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这对进一步弘扬奥运精神仍有现实意义。

俄国宗教哲学的寻神运动

19-20世纪之交,俄国知识分子为致力于基督教意识、文化、政治、社会及个人生活观念的更新,于创新、张力、奋斗和挑战之中,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思想运动——新宗教运动。新宗教运动虽名称各异,其实就是20世纪初在俄知识分子中盛行一时的宗教哲学的寻神运动。别尔嘉耶夫是主要倡导者之一。这次寻神运动的实质是基督教和多神教、灵魂和肉体、神和人的统一,它对弘扬俄罗斯传统文化,加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