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先民虎神崇拜历史动因考

虎属哺乳纲猫科,乃百兽之王,并被中华先民不断演绎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与民俗现象,尤其是虎神崇拜引人注目,但是学界对其成因解释歧见甚多。利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结合《说文解字》虎部字词、《诗经》等传世文献,证以“虎豕斗”系列地下出土考古文物,可窥悉人类迎虎、祭虎古礼的真实动因是老虎能捕食田豕、野鹿等农害,有效维护生态平衡,故被先民尊作农业的保护神。道家宗师庄子“虎狼,仁也”精彩命题的提出,更是凸显出“万物同齐”“和而不同”等中国古典哲学特色,给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馈赠了宝贵的知识经验、生存智慧,从而破译我们赖以根植的民族秘史。

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大圣信俗文化是福建民间猴神信仰及其相关民俗文化意象的总和。随着海内外学者的不断挖掘,学界在福建大圣信俗源流、仪式活动、区域信俗、文学艺术、现代转型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作梳理,在肯定学界在该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前提下,对其仍存在的文献考述不够、区域研究不平衡、发掘程度不深等不足之处进行反思与展望,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福建陈靖姑信仰中巫文化的源流与发展

巫文化特质是早期陈靖姑信仰的基本内涵之一。陈靖姑信仰中的巫文化内涵既可以通过巫医群体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职责的意义来加以透视,也可以将其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具有生殖巫术与图腾巫术象征意义的蛇神信仰。在两宋时期,随着王朝政府推行的“禁巫运动”与“封神运动”,陈靖姑实现了由“巫”而“神”的形象蜕变。在明清时期,陈靖姑信仰则与南方巫教相结合,并催生出了一支新的闾山法支系——夫人教,陈靖姑成为这支派的法主神。陈靖姑信仰与闾山教派的互相吸纳,为推动彼此文化的繁荣昌盛注入了新的动力。

仪式乐舞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结构——以青海黄南藏族传统仪式乐舞为例

代表着青海黄南传统文化的藏族乐舞仪式“六月会”,具有跨族群文化内容和多元审美形态。其各类文本中的程式(巫)和程序细节(礼)成为远古神话的符号。其乐舞文化包含三层叙事结构:精神信仰的濡化叙事,涉及乐的语义表述,依托于仪式中的程式与仪式人来进行;文化形态的情境叙事,涉及乐的语境表述,依托于仪式中以乐器为代表的能指来实现;娱情审美的情感叙事,涉及乐的互文表述,依托于音乐语言、音声、表演与受众的行为交互来完成。

澳门路环谭公庙神功戏棚的营造与建构

数世纪以来,澳门地区逐渐形成以海神信俗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海神庙宇作为物质与精神世界和谐统一的象征,承载着多重公共属性,影响城市发展,见证城市变迁。神功戏作为海神信俗神诞庆典中流程核心及仪式高潮,其空间载体神功戏棚的周期性营造和搭建活动体现了海神信俗文化对城市格局和建筑空间的影响。以澳门路环谭公庙神功戏棚为例,从场地、空间、营造与建构等方面,梳理神功戏棚这一海神文化空间特征,以及澳门地区海神信俗与建筑、城市发展之间动态、和谐及相辅相成的关系。以期解读蕴藏于节庆民俗中的建筑营造与建构智慧,同时引发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庚、单诸字与雷神崇拜

庚、庸、康、单等甲骨文字,是雷神崇拜过程中遗留的文字活化石。庚、单二字由象征雷神的柱鼓构成,庚字上的倒三角形歧首和单字上方的两个鼍皮小鼓,象征商人始祖神帝喾和商契。庸字是雷神祭仪中柱鼓与钲的组合,康字是祈雨祈丰的祭祀意涵的体现。象征雷神之柱鼓兼具信仰符号、社会组织符号的双重内涵,商人围绕它在聚落范围内建立起公共秩序。在此基础上,城邑、国家等更大范围的统治理念逐渐发展起来。

龙舟竞渡中的先贤崇拜渊源及演变

龙舟竞渡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俗体育活动。学者们认为龙舟竞渡起源于先民对水神的祭祀。秦汉以后,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等先贤。因此,龙舟竞渡实现了从神灵祭祀到先贤崇拜的转换。龙舟竞渡与所纪念的先贤之间的联系成为各地百姓根据当地历史文化附会而成的依据。华南地区傍水而生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先民形成了水神崇拜心理及竞渡祭神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先贤的形象与水神崇拜相耦合,并在龙神文化及百姓求安心理的影响下被神化成为纪念的对象。龙舟竞渡因官方的推动与内在娱乐性在后世发展成为全国共同的习俗,对先贤的崇拜也由区域性随之演变为民族集体性。

平遥城隍庙保护研究述略

从建筑形制、规模、院落层次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平遥城隍庙的基本情况,介绍了其历史发展过程及不同年代的保护修缮工程,通过分析诸多专家学者对平遥城隍庙的研究成果并实地考察,得到了一些启示,即在做好当前保护修缮工作的同时,需进一步研究阐述城隍信仰的内涵,为今后的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山、鸟与祖先:三星堆玉璋图案祭祖祈年仪式探究

本文立足于三星堆2号坑出土文物,并结合商代及史前鸟信仰背景研究后发现,祭祀图其实是三星堆人春季在山上举行的祭祖祈年仪式。在三星堆,鸟曾被奉为祖神(图腾),并兼为农神。同时,山被视为祖先生殖力象征。仪式中沟通神灵的主祭者代表鸟祖象征性播种后,和助祭者一起祈年。象牙、牙璋等均是祈年灵物。三星堆鸟信仰与史前及商代鸟祖信仰的承袭交流,充分体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此外,与辛店文化女性“发芽”理念相比,三星堆文化更强调男性在“播种-发芽”中的生殖作用,并将山岳崇拜纳入三星堆祭祀体系。

论韩愈的鬼神观念--从“多尚驳杂无实之说”谈起

张籍指出,韩愈为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对韩愈文集作文本分析可知此言非虚。韩愈古文确实表现出“驳杂无实”的特征,反映出其信仰世界中的鬼神观念,形成因素是古代鬼神观念的影响、自身儒墨并用的意识及其早年经历,在早期杂文中已初露端倪,因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潮州后接触了岭南敬鬼神的风俗得到强化,在潮州的祭神活动和因此创作的一些祭神文和碑志中更加突显,并不背离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而是成为儒家实现政治统治的辅助手段。

“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芒市傣族祭寨神仪式呈现的历史记忆——基于M寨的田野调查

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芒市傣族地区寨神祭祀活动不仅是傣族宇宙观载体,更是傣族人民祖先崇拜、灵魂信仰的具体体现,傣族后辈在祭祀仪式中接受长辈的社会教育,在祭祀寨神仪式中了解本寨历史。该文通过对芒市轩岗乡M寨祭祀寨神仪式的描述与分析,探讨祭祀寨神仪式中蕴含的傣族村寨历史记忆。该文认为:从寨神位置中可以探知村寨历史;寨神崇拜是芒市傣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双重信仰融合形成当地傣族功德观。该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有利于探索历史记忆在该族群繁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城隍崇拜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

古代"祀"这一活动表达的是信仰,"祀"被认为是"国之大事"。历史上,有关"祀"的各类礼制大多是逐渐被纳入国家典章制度的。城隍崇拜起源颇古,最初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并逐渐拥有广泛的影响,但直至明代方正式被纳入祀典,成为国家制度。就清代的史料看来,城隍致祭的影响已超出了严格的祭祀仪式所表达的信仰的范畴。尤其在清代地方司法及行政事务中,城隍崇拜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论庄子对上帝鬼神的超越

庄子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否定上帝鬼神的存在,但把道置于上帝之上,否定了上帝的绝对权威;他向人们揭示了神道设教的真实面目;对相面、鬼神致病、驱鬼活动也作出了理性的解释。

古代两河流域月神崇拜的历史考察

月神是古代两河流域自然神灵中的重要成员,月神崇拜是古代两河流域宗教历史中持久显著的文化现象;月神的神性、家谱、神庙、节日、祭礼、象征、神话和赞美诗等构成月神崇拜的完整系统,生动反映了两河流域古代自然崇拜发展充分和成熟的文化特征。古代两河流域月神崇拜的历史考察对揭示人类早期宗教自然崇拜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孝”的历史命运及其原始意蕴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德。自"孝"文化产生时代起,它就受到了特别的推崇。在中国古代,孝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神本到人本、由家庭道德到政治道德的历史变迁。"善事父母"不是"孝"字的原始涵义,而追祀事鬼、"继志述事"更接近"孝"的原始义。甲骨文的"孝"字与金文之后的"孝"字结构及其涵义的差别,反映的是殷周之际伦理文化的变革,即由"神本"伦理到"人本"伦理的变革。

苗族鬼神崇拜的现代审视

苗族历史上是一个信鬼好巫的民族,其鬼神崇拜具有多魂说、神鬼不分、多神崇拜、崇奉始祖神蚩尤和图腾神盘瓠,凸显巫术色彩诸多特点。作为文化原型,鬼神崇拜的实质乃是苗族"精神的本原"。我们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之进行现代审视。

少数民族图腾文化重构与启示——对畲族图腾文化重构的人类学考察

畲族图腾文化重构在当代引发重大争议,现状如下:第一,认同"盘瓠崇拜"是畲族唯一图腾崇拜;第二,批判"盘瓠崇拜",回避和淡化对图腾崇拜问题的讨论;第三,承认"盘瓠"和"凤凰"的双图腾崇拜,认为当代应主推"凤凰崇拜";第四,无"盘瓠崇拜"或"凤凰崇拜"的争论与困扰,直接重构"凤凰崇拜"。考察畲族图腾文化重构的现状与趋势,得出如下启示:第一,族群图腾文化重构从未停止,在当代有加速之势;第二,群体创伤记忆对族群图腾文化重构影响深远;第三,图腾文化对族群认同的决定性作用正在改变。

试论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

海神信仰是人们对海洋神灵崇拜的产物,秦汉时期在继承先秦海神信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海神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使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呈现出了人格化、世俗化、社会化的新特点。随着海神信仰的发展,秦汉社会的海洋意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海洋控制为主体的海洋政治观得以践行,而海洋文化观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海洋意识的范畴。至此,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已融入到秦汉社会中,成为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