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与偏见:《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与俄国众多描写中国的文献相比,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对中国的描写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不过,冈察洛夫在其中依然暴露了其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并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做出了错误判断。在中俄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今天,深入分析俄国文献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挖掘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和叙述者的心理动机,对于我们探寻俄罗斯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过程,消除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负面因素,构建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冈察洛夫理想人物塑造的再思考

如何塑造理想人物是冈察洛夫通过文学作品提出社会问题和展现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对理想人物的选取与刻画不仅与冈察洛夫的文学典型观有关,同时也很好地体现了俄国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研究冈察洛夫理想人物的塑造过程、性格确定及其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以冈察洛夫为代表的19世纪中期俄国自由派作家的社会观、伦理道德观和文学创作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认识他者 回归自我——中俄文化交流背景下的鲁迅与冈察洛夫

俄国19世纪文学家冈察洛夫(ИвáнАлексáндровичГончарóв)是一位终身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作家,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和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同样,毕生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中国作家鲁迅对俄国文学也一直都特别关注。但是,他们的态度同中有异。对于俄国文学,鲁迅是本着虚心学习的友好态度而将之拿来的。而在冈察洛夫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个腐朽落后的民族,他对中国的关注是希望俄国能以之为鉴,抛弃自身落后性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他们都为中俄文化之间的互补、互证、互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俄国民性透视的文本阐释——以阿Q、奥勃洛摩夫为例

阿Q与奥勃洛摩夫作为鲁迅与冈察洛夫笔下中、俄国民性的代表,分别体现了他们对各自民族国民性的不同思考。阿Q与奥勃洛摩夫的集体无意识深处都有"理想在不撄"的因素存在,因此,中、俄国民在性格上也就具有了惰性、麻木、沉迷于幻想和精神上受奴役的共性。而且,他们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所以他们在性格特征上又具有了显著的差异。

《冈察洛夫环球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作为19世纪中叶俄国第一位到过中国内陆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冈察洛夫用严谨的态度将1852-1855年旅途中的亲见所闻著成了一部长篇游记,文中对中国香港与上海进行了生动描写。本文旨在以200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长斌译本《冈察洛夫环球游记》为分析文本,借助形象学理论,来分析冈察洛夫笔下19世纪中叶的中国形象,以期为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形象的建构提供有益借鉴。

认识自我——阿Q与奥勃洛摩夫典型的哲学反思

俄国19世纪文学家冈察洛夫是一位终身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作家,这与鲁迅毕生从事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事业极为相似。他们所塑造的概括中、俄国民劣根性的两个人物典型阿Q与奥勃洛摩夫,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一直困扰人类的"我是谁?"的问题的回答,是他们对自我生存状况的审视,也是一种对整个人类、人性的反省。

《冈察洛夫环球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冈察洛夫作为19世纪踏足中国的俄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脱离了单纯想象。他对被英国人侵略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看到了上海小刀会起义背后昭示的中国社会危机,坚持中国必须依靠基督教先进文明进行自救。同时,俄国18世纪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的充满智慧、温和知礼的中国人形象依然残留在他的书写中。

中外舞蹈交流史中的上海芭蕾(二)

就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而言,最早登陆上海的西方芭蕾舞蹈家非乔治·冈察洛夫莫属,时间在1928年,而他青史留名的原因有二:一是聘请了俄国芭蕾舞蹈家维拉·沃尔科娃在其上海舞校按照瓦冈诺娃的体系教授芭蕾,确保了该校高水平的教学;二是英国芭蕾表演大师玛戈·芳婷正是因为1933年在这所上海舞校接受了高水平的启蒙教育,日后才登上国际芭蕾之巅的。1945年,冈察洛夫离开上海,前往伦敦,在赛德勒斯·威尔士芭蕾舞校教授芭蕾,对英国芭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冈察洛夫小说三部曲连续性解读

冈察洛夫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俄国的社会现实与变革。其人道主义思想和艺术创作对深入理解俄苏文学特点提供一种历史认识视角,对于重新认识、正确评价俄苏文学有重要意义。

“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序曲:《平凡的故事》中的现代性批判

"奥勃洛莫夫性格"绝不是出于"对一切事物的冷淡"而产生的"懒惰",而是传统的乡村贵族生活赋予他的善良和懒散,被现代城市生活的紧张、算计和实用主义催化成了不知所措和自我放逐。这个形象的丰富性和悖论性也远不是"最后一个多余人"就可以概括的,而是特定时代语境中知识分子个体矛盾、游移心态的表征,更是作家冈察洛夫对俄国现代性问题长期思考的过渡性成果。他通过三部紧密关联的长篇小说来表达:只有将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和俄罗斯特有的土地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才是俄国现代化在次生性、外源性的改革前提下所能找到的最佳出路。只有在现代性的宏观视阈中,才能领会《平凡的故事》在冈察洛夫对俄国现代性问题整体思考中的先导作用,也才能看到"奥勃洛莫夫性格"背后最完整的语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