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五音图》《乐风》试探

清华简新发现的《五音图》和《乐风》,内容包含不少前所未见的先秦音乐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五音图》简文主要是宫、商、角、徵、羽五声的高低八度阶名,有可能为一种“旋宫图”。《乐风》当为一首歌曲作品,简文的第一部分为宫商字谱,第二部分可能为琴的演奏提示和说明。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

所有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几乎都有康有为于1895年5月2日发动'公车上书'的记载.虽曾有人提出异议,却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康有为虽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梁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论《敦煌乐谱》的乐调性质

文章从研究《三五要录谱》着手,来解开《敦煌乐谱》乐曲的调式之谜。像《伊州》等曲都是唐代有名的乐曲,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为商调曲,但目前对《敦煌乐谱》的解译,却都是宫调曲,这个问题自林谦三研究以来,就一直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现在根据日本留存的、传自唐代的五种六式定弦法中,双调总体比壹越调、平调、大食调、黄钟调、般涉调要低大二度为基点,采用逆向追溯和相比对的方法,似乎可为这个难解之谜提供一个解决通道。

例解《敦煌乐谱》乐曲调式

文章通过对《敦煌乐谱》中两首《伊州》曲的对照,将现在乐曲谱面的宫调式转回商调式。通过对日本《三五要录谱》中"壹越调[上]"沙陁调(正宫)的固定调"重乐音阶"谱面,以及将越调曲商调式误判为宫调式的现象发现,由于唐时对黄钟宫与后来的正宫这两个相差大二度的乐调(调性、调式)存在有一定的概念障碍,才会产生这种情况。今天所见到的《敦煌乐谱》第二、三组乐曲中,《伊州》曲的有关历史文献明确记载是商调曲,而解译出来的乐谱均落在宫音上构成宫调式,文章对此进行了解释。

顾颉刚与辛树帜的学术交谊

顾颉刚和辛树帜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乃至教育史上都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他们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生物学家。在初建兰州大学时,二人亲密合作,埙篪相应。在学术上,他们也互相切磋和砥砺,共同研究《尚书.禹贡》篇,推进了《尚书》学的研究。他们的学术交往和个人情谊,反映了大学崇敬学术、大学校长与大学教授之间平等互敬的大学理念,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内容的光彩篇章。

日本雅乐溯源

研究日本雅乐的渊源以及与唐代俗乐的关系,对研究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燕乐,是有极大帮助的。尤其是研究那时的主奏乐器——四弦琵琶上的燕乐调布局、定弦变化、音阶时应等,可以为解开燕乐之谜打开有效的通道。

唐宋乐调研究

唐宋乐调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难点与困点,要解决这些难点与困点必须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研究才行。例如,从隋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对应起;唐代正宫的产生;黄钟宫的似乎消失;侧商调的实质;以及《敦煌乐谱》《三五要录》等谱的解译;日本雅乐中对某些乐调的误判;宋代出现的无射宫与姜白石认为的侧商调运用等,都必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开唐宋乐调的历史之谜。

分组教学法在近代中国的导入、实践及评价

在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中,分组教学法经由教育期刊的翻译介绍被引入中国,并在一些小学校付诸实践。主要内容依阶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作业分组、弹性分组以及班级教学组织的局部回归。作为班级授课制的补充,分组教学法能够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并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因而在教学理论及实践领域都有其价值及影响。通过探讨分组教学法在近代中国的历程并加以评价及反思具有现实的启迪与意义。

中华书局点校本《郘亭书画经眼录》补正

张剑点校的晚清莫友芝所著《郘亭书画经眼录》一书,作为中华书局列为"书目题跋丛书"之一,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笔者因研究所涉,曾于贵州省博物馆访见莫氏"书画经眼录"残稿一轴,此稿于张氏校本中未曾见录。兹将二种相核,见所异处,略检其要,按目列叙,姑补版本之阙,以裨校正之用。

唐诗中的鉴真

鉴真作为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近年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者多侧重于宗教、历史以及艺术、医学等,运用文学资料独辟蹊径者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藏中进较早注意到唐诗与鉴真的关系,指出唐人皇甫曾《赠鉴上人》实系送别鉴真之诗。这一独创性阐释,不仅对传统的鉴真研究形成冲击,而且也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佳话。本文在吸收和扬弃藏中进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祐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纠正了藏中进的某些观点,补强了藏中进学说的部分环节。

敦煌残卷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校考

将残卷与传世文献比勘,在史实方面,可对曹植被频繁改封爵位及归藩时间有所确认。在版本方面,对有些中外学者的论断有所正误。在文字方面,于繁简字、正异体字有所辩证;于通假字、碑别字、敦煌俗字等亦有所简略考释。

试释宋本《玉篇·五音之图》与“宫商” “五姓”之名

从汉魏至宋元的汉语语音史文献中常常提到"五音""五声""宫商角徵羽""五姓"等相关的名目,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解释。"五音"在大多数文献中都用来指称声母的类别("唇牙喉舌齿"),"宫商"之名也有类似的涵义。论文中指出,宋本《玉篇》后附《五音之图》的"五音"包含了10个代表字,每组2个,一共五组。其区分标准并非声母、声调,也不是介音或主元音,而是"韵"的语音性质,即主元音和韵尾搭配后的五种不同的口腔发音状态。另外,汉代以来的文献资料里将"五姓"与"宫商"相联系,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而且历史上前后一致,很有规律。

从应制之作到“不朽”之文——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苏轼《上清储祥宫碑》

元祐时苏轼于翰林学士承旨任上奉敕撰成《上清储祥宫碑》。在政治的语境中,该文宣扬了元祐之政的导向,但于随后的绍述时代即遭禁毁,显露出词臣应制之作工具功用的短暂性。在文化的语境中,该文撰成于苏轼文宗位望形成、确立之时,在北宋士人的文事活动中,成为被称赏追慕的对象,体现出文宗之于政治的超然性。及至后代,该文在文化上的影响依然延续,彰显了苏轼文宗位望超越朝代更迭的“不朽”意义。《上清储祥宫碑》于苏轼词臣衔职与文宗位望的交错分合之际,揭示出其文学形象复杂的一面。

经方象数规律刍议

没有数,任何一门学问都成不了科学。没有象,任何一门医学都不能穷究物理,不能贯通人的物理、化学、生物、生态和社会属性等。每首经方,都有自己的象和数。象为经方的病机及病位脏腑;数为剂量,方中药物的重量。文章结合《伤寒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洛书》配脏腑法,通过阐发经方药对配伍五行生克的补泻、互补、化生三大原则,加减计算小大二旦和六神共16首《伤寒论》基础方的剂量,揭示经方符合洛书九宫图的象数规律,从而破解经方剂量与病机关系的千古之谜,对临床遣方用药及理解中医的科学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莲裳公词稿》的文献价值

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叶英华《莲裳公词稿》,其审订者意见与所录词作题序、自注和本文等,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有益于考求叶英华世系,有助于详考叶英华参与过的词社,某些作品的自注可以作为词体研究史料使用,于整理叶英华词全集有难得的校勘价值,为近代广东词学家族与家族词学研究提供新的文本支持。

不变量与五声性十二音序列的变换网络

文章立足于中国五声性十二音序列艺术歌曲创作,以变与不变的哲学为基础,将不变性与不变量理论引进五声性十二音序列。继承发展商核、宫角轴与均控等传统理论,以关注原型序列及变换过程中的不变性,对不变性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并阐发其生成机制为契机,论述关于互补的五声性十二音序列的多样性截断可能和动态规律,以作为创作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风格序列之统筹协调策略,以印证音乐结构形式之深层稳定性与结构凝聚力,进而揭示词曲在情与理的博弈中达到高度统一的东方美学。

乡村君子·阶级本位·儒文化──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比照论

文本中形象迥异的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如果两者被还原到生活的原生态中去，其实同为代表儒文化典型人格的乡村地主，这两个人物的平行与影响比照生动地影射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从文化反思的“文学革命”转向阶级化的“革命文学”；另一次是从无产阶级狂飙文学重新转向对汉文化的倡扬与重构．巴人这部烙有鲜明时代痕迹的作品，折射着文学史的两面：不忘反思儒文化人格与心理，同时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理念开始渗入并强化．文本与人物因为这两重意义而获得历史性的审美内涵．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汉代《老子》政治观的黄老色彩(二)——以《老子河上公注》为中心

和《老子指归》一样,《老子河上公注》也是现存汉代最重要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老子注本之一。从老学史的角度看,《老子河上公注》无论是宇宙观还是养生观和政治观,都反映了鲜明的汉代黄老思想的特点,体现了老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具体到政治观上,则主要体现在作品以君主为说教对象,提出明理身理国之道以及因循无为的主张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