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定然重放异彩——《中国本土阐释学的精彩演进》后记

在传统学术中,春秋公羊学说以其传承久远、风格独特、历史命运跌宕起伏等特征,在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其学术风格的最大特点是专讲“微言大义”、注重义理阐释,这些特点与专门注重训诂考证的学派大异其趣。公羊学说的历史命运陡升陡降,它在西汉成为朝野共尊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导思想,在东汉以后则消沉了一千余年,到了清朝嘉道年间却又复兴,在晚清再度风靡一时,直接推动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在这一跌宕起伏的演进过程中,经过一代代学人的推演,公羊学的核心命题“三世说”也逐渐发展成为内涵十分丰富的学术体系,尤其是在晚清成为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本土资源。当前,我们要构建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必须让公羊学发挥它的宝贵作用,将它构建到我们的学术体系当中,而且让它走向世界,对世界史学理论作出贡献。

东汉董仲舒后学严颜学派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其学说。该学派被东汉政府立在学官,成为官方的学问。严氏学派门人弟子人数众多,分出多家学派分支;颜氏学派略逊严氏学派一筹,但影响亦不容小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世极少的汉代碑刻也保存了不少严颜学派的史料,反映了董子后学严颜学派在社会中下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康有为“三世说”对董子《春秋》学之阐发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游走海外后,对公羊学里所主张之“三世”说有了新的阐释。他不从“事与文”来解经,而从董子“《春秋》无达辞,以义为尚”去发挥《春秋》大义,对《礼记》谓《春秋》之教为“属辞比事”不以为然。康有为以孔子之仁为核心,畅论三世之变,不拘泥于“事与文”之解经方式,而落实在仁治的文明进化。在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二人不同的解经路线上,康有为无疑倾向于董仲舒。聚焦于康有为的三世新诠与董子《春秋》学之关联,厘清康有为“三世说”的特殊见解与相关争议。

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亡秦必楚”叙事与《史记》公羊学表达

反秦战争经过陈涉、项羽与刘邦三人的努力,最终在“怀王之约”的推动下胜利,此战争的胜利也验证了“亡秦必楚”预言的“真实性”。汉兴之后,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公羊学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在董氏影响下,司马迁对“亡秦必楚”(“陈涉反秦”“刘项灭秦”等相关历史)的叙述,并非仅从史学角度考虑,而是在尽量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将公羊学“荣复仇”义理与“慎始审微”义理统摄于“大一统”义理之下,为西汉经学所建构的“汉得天统”这一政治哲学服务,至于《史记》体例则是这一经学内涵在其结构上的表现。

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董仲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积极回应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要求,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董仲舒的建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发挥尊王思想,突出君主的权威,以顺应汉初消除王国威胁、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不受约束所导致的极端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二,倡导“大一统”,主张政治上权力统一于王,思想上统一于儒学,同时强调统之“正”,规范君主行为;三,主张改制更化,重视开始,端正本原,在坚持常道基础上,以《春秋》为依据变易制度,适应作新王之要求,为后世立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的需求高度吻合,也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需求,最终为统治集团接受,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承经传申明大义,继绝学嘉惠后世——2020-2023年公羊读书班活动综述

由余治平教授带领的读书班从2020年开始,到2023年暂告一段落,坚持四年,在国内一众读书班中独树一帜。关键有五点经验:一是要读好经。从学理上看,研究董子,必要晓通《公羊》;从现实考虑,新人难以独立入门《春秋繁露》。二是好读经。四年来,读书班吸引了国内国际公羊学和董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促成了一场场跨国、跨领域的专业交叉与学术交流。三是会读经。成员们摸索出一条余门独有的解经方法:《公羊》为本,凡经必解,凡《传》必解,凡引必解。四是勤读经。读书班成果斐然,已完成《春秋公羊余门讲读记》三修稿和《公羊华章传千秋》,发表了一系列公羊学论文和出版专著,赢得业内关注和认可。五是读经好。大家乐在其中,形成一个健康、向上、抱团的学习氛围。

《公》《穀》“取郜大鼎于宋”发微

“取郜大鼎于宋”为《春秋》鲁桓公二年所载之文。《公》《穀》二传皆肯定鲁桓公“受赂而还,以成宋乱”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公羊传》又批评宋国灭郜取其鼎。在义理阐发上,《穀梁传》言“名从主人,物从中国”,颇重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并强调夷夏之分。《公羊传》则欲通过“器从名,地从主人”申明孔子寓《春秋》中“兴乱继绝”的万世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家在形名问题上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作孔子正名思想的经学化解读。就“取郜大鼎于宋”所阐义理来看,二传所述各有所长,呈现出《春秋》学内部不同的诠释学特色。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春秋》“素王”考论

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文章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婚姻、家庭问题

《大同书》是康有为后期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代表了康有为思想中最为激进的部分,尤其是其关于婚姻、家庭的论述,更是如此。此部分思想渊源,或可追溯至《礼运》及公羊家的部分论述,又多少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民国以来,中国现代思想愈趋激进,多少可导源于康有为关于大同理想的种种论述。今日中国社会虽渐趋理性,然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观念,依然胶固于人心,可见《大同书》中那些最激进思想的生命力。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春秋决狱”:汉儒话语权力的构成和实践

"春秋决狱",即依据《春秋》来审判案件,其实质是相信《春秋》作为万世之法,可以衡量一切社会行为。"春秋决狱"典型地显示了儒家话语的构成方式:它以经典文献为价值依据和话语资源,通过征引、史鉴、"微言大义"等方式逐渐扩张自己的话语权力,以求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体系。"春秋决狱"在此基础上,还运用了"原心"、"博贯"等方式,使公羊学阐释学变得更加自由和随意。汉儒的《春秋》阐释学由此带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并走到了它的逻辑终点。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公羊传》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文王之正是大一统的内核,包含三层含义,对《公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其现实批判的根据。大一统有文王之正的理想性一面,也有尊王的现实性一面。面对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公羊传》的大一统以实与文不与,实际肯定诸侯的专杀、专讨、专封,将大一统的希望寄托在齐桓公之类的人物身上,带有否定分封政治制度的历史意义。

析刘逢禄《论语述何》及治学方法

《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微言大义论说群经的具体化。以《公羊》说《论语》决非无根之论,然而,刘逢禄却通过《论语》以证《公羊》的微言大义,颇多牵强附会之说。因而,《论语述何》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治学方法,及借此方法而从《公羊》附会微言的风气,却在晚清经学史上开创了《论语》的《公羊》义理化,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中国封建国家早期干预经济的理论及实践——以范蠡的平粜思想及其运用为中心

范蠡是中国封建社会提出政府宏观调控物价的第一人,他的平粜思想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理论基础。此后战国初期的李悝变法、西汉中叶桑弘羊的盐铁国营政策,则进一步发展了范蠡的平粜思想,充实了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指出了国营经济的合理性、局限性以及支持条件等,对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关系以及国营经济如何定位等问题有启发作用。

董仲舒《春秋》学的通史精神初探

董仲舒的《春秋》学认为:第一,《春秋》称国君即位之年为"元年","元"乃更始,有断与续相统一的寓意。第二,《春秋》书"王正月",是为了"大一统",王者改制必然导致"统"的更迭,"通三统"是一个循环,叫做"三而复";此外,还有"再而复"、"四而复"、"五而复"、"九而复"。历史的无穷演进恰是由多重的"复"构成的,表现了复与往的统一。第三,《春秋》把鲁国十二公划分成三个阶段,各自的"书法"不同,内与外、夏与夷的界限逐渐消弭,有以横向的社会交往说明纵向的历史发展之意,表现了横与纵的统一。第四,《春秋》有"常义"有"应变"。"常义"固须遵从,"应变"更为重要,因为它更贴近不断发展着的仁爱之道;历史正是在"常义"的突破中不断前进的;这是常与变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中的统一。这些观点有"通古今之变"的意义,属于通史精神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