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伦理观下算法歧视治理模式的革新

算法技术已借助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其也因技术中立性不断遭受现实挑战而呈现出事实上的歧视性。重新审视算法歧视及其治理路径是发挥算法积极作用、避免算法消极影响的重要前提。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下的算法歧视治理模式存在价值观念偏航、治理结构失衡及技术治理落后的问题,影响算法歧视治理实效。社会发展促进了伦理观念的革新,积极伦理观的树立可以为算法技术向善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引。算法治理结构的优化及反歧视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纠正算法歧视的重要前提,理念、制度及技术三维措施的综合运用方可在算法领域实现科技向善的伦理目标。

文野之别:现代伦理何以可能成为人类文明之道

现代伦理在人类世俗化生活世界中以普遍的人性、自然法、个体自由、科学理性和公益与私益的权利为基础,才真正表达了现代人道义实存的方式,从而成为普遍文明的方向。但无论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还是启蒙运动,都在弘扬一种道义,从而将这种特殊道义上升为“唯一”伦理基础,在成为“定言命令”进程中也同时导致了文化的野蛮化甚至普遍的战争,这是伦理善的一种自身隐匿性。伦理的文野之别,是善的规范有效性与自身隐匿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伦理学史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的严峻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美好生活的伦理意蕴

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表达,既契合了人们对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衡量标准,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主体生存的核心关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人的时代书写,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个人道德的完善以及社会公平与秩序的实现,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美好生活的伦理向度主要表现为在人的现实需要中刻画美好生活的伦理现实性,在社会有机体中描绘美好生活的伦理整体性,在历史演变中凸显美好生活的伦理具体性。

技术善治视角下的网络语言伦理建构

网络语言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对社会和人际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网络语言的简洁性和即时性使得人们能够更加迅速地进行信息交流和观点表达,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网络暴力、谣言传播和隐私侵犯等。对此提出技术善治的概念,强调技术的道德责任和社会效益,探讨如何在网络语言的使用中进行技术评价和建立全链条治理框架,旨在引导人们在网络语言使用中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智慧伦理的概念解读与实践向度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需求、教育伦理关系、教学情境等方面的改变使教师伦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教师智慧伦理”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发展方向,能帮助教师创造性、系统性地解决问题。有鉴于此,从概念解析、概念预设、概念本质三个方面界定教师智慧伦理的内涵与形态,把握其基本特征与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从教师智慧伦理的角色向度、人文向度、技术向度以及空间向度四个方面探究教师智慧伦理的实践向度,以期为教师伦理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定位提供有益的探索。

技治何以走向善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省思

当前,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所亟须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教育治理现代化隐含着技术化的必然逻辑,其最终指向的是教育善治。基于这一论断,文章从分析技治的现代化路径与善治的价值旨向入手,揭示贯穿在教育治理的工具、机制和理念三个方面的技术化逻辑,教育善治要求目的善和手段善的统一。然而,技术化的两面性意味着技治手段并不必然带来教育善治。教育治理的技术化逻辑易于异化为技术至上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的推崇将使得教育治理面临商谈伦理、责任伦理、情感伦理缺失的风险。因此,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治理的实践逻辑,建构教育公共治理的机制,采用情理融合的治理方式,更好地保障教育技治走向教育善治。

性善论的两个缺陷与弥补之道——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孟子性善论的再思考

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隐含着两个缺陷。一是只以“才”论性善,不了解性善的主干部分是伦理心境。二是只以仁性作为道德根据,不重视智性的作用。这两个缺陷对儒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者致使其对道德本体的认识不够全面,不了解在特殊情况下道德本体也会出现问题;后者致使其对道德根据的理解有失狭隘,引发了正宗与旁出之争。要克服这两个缺陷,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对性善论进行新的诠释,既讲生长倾向,又讲伦理心境,既讲仁性,又讲智性。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预示着一个颇具潜力的发展方向。

2022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对伦理审查的新要求及思考

2022年3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新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删除了伦理委员会组成和运行上的具体要求,简化了临床试验中递交初始审查文件、报告严重不良事件等流程。首先,梳理和分析了对伦理委员会的新要求,包括职责、组成、委员和秘书的资格和培训,以及档案的管理。其次,阐述对伦理初始审查的新要求,包括递交资料,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结论,以及药械组合医疗器械和医疗器械使用学习曲线的风险管理,强调知情同意的合规性和有效性,严格限制免除知情同意的条件,并重新限定查阅试验资料的组织和个人。最后,阐述对跟踪审查的严重不良事件,器械缺陷,结题后临床试验资料的补正的新要求。新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操作性更强,对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伦理委员会应当在确保审查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审查效率,以切实保障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

何为道德上的“好”:一种伦理语境论释解

如何诠释“好”的含义乃道德哲学界一大难题,主要原因在于它蕴含特殊的规范性:说出含“好”话语不只意在表征现实世界,更在于鼓励或引导听话人实施某种道德行为。传统上,学者们或援引另一类规范性概念、或借助词源学上的“标准/准则”、或依据行事理由等来解释“好”的这种规范性,但结果皆不尽如人意。本研究提倡采用伦理语境论视角,指出在道德观和已知信息既定不变的前提下,“好”的意义受到特定语境中道德主体意欲达成的目的的影响,而它们所表达的规范性则体现在道德主体努力实现欲成目的的过程之中。借此“,好”所具有的形而上规范性意义便可转化为更加具象的自然意义。

作为“伦理实验室”的虚构叙事——保罗·利科叙事伦理学研究

从韦恩·布斯的奠定基调到詹姆斯·费伦的扎实推进,叙事伦理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应运而生,逐渐发展为包容多项批评方式的研究进路。相较于布斯对作者意图的强调、费伦对读者阅读伦理的重视,保罗·利科极富创见地将作者、读者置于虚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室”中,把对单一伦理主体的重视转移到对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伦理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在他看来,虚构叙事不仅是作者将其“思想”图式化,展开伦理探询的实验场所,也是读者“占有”伦理实验,练习实践智慧,从而达成“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化力量的实践基地。这一看法创造性地将虚构叙事视为作者与读者伦理实践的实验场所,为叙事学的伦理分析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自由市场的伦理限度:基于“有益品”的反思

自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到新自由主义以来,自由市场以其“无形之手”的调节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备受推崇。自由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需要规则和限制才能正常运作,并需要政府充任干预角色。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上争议颇多,基于哲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有益品”概念或许能为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提供解决路径,即政府干预本身是自由市场繁荣的必要条件。

从善政走向善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觉解

“觉解”兼具“觉”和“解”的双重意涵。作为人类民主政治新范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在理论意蕴层面的“自觉”与道德实践层面的“自抉”。通过对其主体角色、权威工具、载体场域、价值策略等核心维度的“解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架构得以清晰呈现。这种基于道德视角的深刻解读,将在“觉”和“解”的逻辑场域内,进一步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从“善政”走向“善治”的政治伦理自觉。

全人类共同价值伦理正当性的证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作精神基础,而凝聚各国共识并反映全人类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则有待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伦理正当性的证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以责任意识、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强调以责任话语替代个人主义的权利话语、历史理性超越非历史语境的先验理性、以善致善破解相互猜疑的信任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从而实现其伦理正当性的证成。

质形相融双翼共振:孔子“尽善尽美”之艺术观

“尽善尽美”是孔子对“美”“善”关系的深刻体认,也是其艺术伦理思想的经典表达,体现着辩证哲学的理性智慧。“美”与“善”字源相连,演变殊异。春秋中叶后,“美”的审美意义逐渐消解,转而向伦理之“善”靠拢。孔子将“美”与“善”区分开来,使审美活动具有了“善”的伦理指向,这一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得到有效传承和深度阐发,并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思想的有机组成。鸾歌凤舞的《韶》乐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之作,其在艺术形式与内容上均实现了“美”与“善”的有机融合,成为后世艺术伦理研究的重要文本。孔子美善统一的艺术理论思想受到后世学界的广泛认可,其道德与审美相结合的观点,不仅反映了其对于艺术学的深刻洞察,也为美学和伦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阐释功能。

艺术伦理学研究的三个核心范畴——兼谈当代剧场中的道德舆论

艺术伦理学研究以艺术善为起点形成了一个概念群。与一般善相比,艺术善有其独立性。如果不承认这种独立性,就取消了艺术伦理学研究的合法性,同时也会给艺术活动带来沉重的思想包袱。从艺术品的角度看,艺术善主要指形式上的完善。从艺术家的角度看,艺术善主要指内在的良善。艺术的完善与良善的统一就是巧夺天工与精益求精的内在一致。艺术道德与一般道德不同,总体而言是一种向内把握艺术善的再生性道德。艺术伦理作为艺术道德要依从具有精神控制力的东西,也面临着世俗化、庸俗化问题。目前,我国多种艺术伦理并存,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这也给某些人以探索新型的艺术伦理为口号践踏伦理道德、谋取私利创造了机会,这种情况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道德舆论,只有在新的伦理生态下才能平息。

马克思空间伦理批判思想的三重维度

人类社会是一部时间史,也是一部空间史。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空间的实践者。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始终贯穿于马克思批判哲学之中。马克思全景式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阶级、劳动、空间、伦理等多元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构建起劳动者的身体伦理;在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中剖析出城市社会伦理关系的资本本质,提出关于未来共产主义城市社会伦理的构想;在对世界市场的反思中拓展出人类视野的全球空间伦理。分析马克思空间伦理批判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的空间善治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因技术生态风险的伦理治理探析

基因技术给世界绘就了一副健康可控、治愈顽疾、延年益寿的生命画卷。然而,大规模生物基因技术的研发和运用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一系列生态风险也接踵而至。基因库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基因漂移和基因错位等现象,极有可能造成生物霸权、生物本质主义受挑战和劣性生成等生命伦理困境。生物圈紊乱造成的生态系统失衡,有可能导致植物种族主义、侵害生命和灭绝物种等伦理失范。生态失衡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土壤的及其微生物群被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等环境危机,也将阻碍人类的持续性发展,因此而造成的对未来人类和其他生命的侵占,是为代际伦理失矩。为促进基因技术与生态保护两者间的并行发展,作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建立的核心和依据,生态伦理学的规范作用应优先考虑。基因技术生态风险伦理治理的本质是,解决人类对于世界的主宰限度、道德范畴的延伸程度和对研发物种的价值属性确定等问题的模糊。基于此,研究认为致力构建整体视角横向地覆盖所有群体、关注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和千秋万代的福祉的理念纵向地规约代际正义、内蕴道德理性的指导深向蕲向基因趋“善”的三维一体伦理治理体系,有望促进基因技术“真”“善”融合,为保障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和促进生态伦理学的更新应用提供参考。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崇德向善:数字强国时代青少年网络行为的伦理精神

崇德向善是数字强国时代青少年网络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以儒家《大学》中修身、治国、平天下三个维度出发,培养青少年明礼知耻的品德修养观、义利统一的社会整合观、和而不同的全球一体观,是青少年构建崇德精神的必然伦理诉求。由于网络具有无界性传播、匿名性掩饰、沉浸化脱域、圈层化聚集等特点,网络空间存在青少年道德价值冲击、社会责任淡化、道德人格分化、道德判断游移等问题。从“知-情-意-行”心理结构出发,可以从意识形态纠偏、话语体系构建、社会责任强化、行为准则健全四个方面构建道德认知、凝聚道德情感、坚定道德意志、规范道德行为,以形塑青少年崇德向善的网络伦理精神。

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

在日本原始宗教信仰中,蕴含着日本人最初的伦理意识,它从本质上决定了日本人的道德准绳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崇生畏灵的此岸意识体现了日本人现世主义的伦理观;“清明心”的道德决定了日本人以“诚”为本的道德意识和具有审美主义和心情主义色彩的伦理意识;神圣化的性意识导致了日本人在性观念上的宽松态度;对罪的无责任意识塑造了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集团的功利主义造就了日本人的忠诚意识;上下等级尊卑的意识贯穿日本整个历史,至今仍体现在日本人的接人待物中。探讨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对于从历史的角度整体把握日本人的伦理观念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