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伦理观下算法歧视治理模式的革新

算法技术已借助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其也因技术中立性不断遭受现实挑战而呈现出事实上的歧视性。重新审视算法歧视及其治理路径是发挥算法积极作用、避免算法消极影响的重要前提。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下的算法歧视治理模式存在价值观念偏航、治理结构失衡及技术治理落后的问题,影响算法歧视治理实效。社会发展促进了伦理观念的革新,积极伦理观的树立可以为算法技术向善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引。算法治理结构的优化及反歧视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纠正算法歧视的重要前提,理念、制度及技术三维措施的综合运用方可在算法领域实现科技向善的伦理目标。

文野之别:现代伦理何以可能成为人类文明之道

现代伦理在人类世俗化生活世界中以普遍的人性、自然法、个体自由、科学理性和公益与私益的权利为基础,才真正表达了现代人道义实存的方式,从而成为普遍文明的方向。但无论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还是启蒙运动,都在弘扬一种道义,从而将这种特殊道义上升为“唯一”伦理基础,在成为“定言命令”进程中也同时导致了文化的野蛮化甚至普遍的战争,这是伦理善的一种自身隐匿性。伦理的文野之别,是善的规范有效性与自身隐匿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伦理学史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的严峻问题。

“四位一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体系建构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与社会伦理具有密切联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伦理建构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伦理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合乎价值目标的建构,指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和行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建构具有自身的社会伦理精神、社会伦理功能、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伦理发展,这4个方面“四位一体”地确立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体系。具体而言,社会伦理精神由善治、应然和认同构成,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人文关怀,推动其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功能由政治性、公共性和合理性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应当恪守的伦理价值准则,推动其朝着规范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规范由机会公平、参与公平和分配公平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伦理职责与评价,推动其朝着科学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发展由制度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伦理展望,推动其朝着现代的方向前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建构以有机的形态、开放的胸怀,积极融摄社会领域的伦理因子,将其消化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生命养分,并在与其他领域的共生互动中实现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美好生活的伦理意蕴

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表达,既契合了人们对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衡量标准,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主体生存的核心关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人的时代书写,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个人道德的完善以及社会公平与秩序的实现,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美好生活的伦理向度主要表现为在人的现实需要中刻画美好生活的伦理现实性,在社会有机体中描绘美好生活的伦理整体性,在历史演变中凸显美好生活的伦理具体性。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智慧伦理的概念解读与实践向度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需求、教育伦理关系、教学情境等方面的改变使教师伦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教师智慧伦理”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发展方向,能帮助教师创造性、系统性地解决问题。有鉴于此,从概念解析、概念预设、概念本质三个方面界定教师智慧伦理的内涵与形态,把握其基本特征与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从教师智慧伦理的角色向度、人文向度、技术向度以及空间向度四个方面探究教师智慧伦理的实践向度,以期为教师伦理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定位提供有益的探索。

技术善治视角下的网络语言伦理建构

网络语言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对社会和人际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网络语言的简洁性和即时性使得人们能够更加迅速地进行信息交流和观点表达,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网络暴力、谣言传播和隐私侵犯等。对此提出技术善治的概念,强调技术的道德责任和社会效益,探讨如何在网络语言的使用中进行技术评价和建立全链条治理框架,旨在引导人们在网络语言使用中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技治何以走向善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省思

当前,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所亟须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教育治理现代化隐含着技术化的必然逻辑,其最终指向的是教育善治。基于这一论断,文章从分析技治的现代化路径与善治的价值旨向入手,揭示贯穿在教育治理的工具、机制和理念三个方面的技术化逻辑,教育善治要求目的善和手段善的统一。然而,技术化的两面性意味着技治手段并不必然带来教育善治。教育治理的技术化逻辑易于异化为技术至上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的推崇将使得教育治理面临商谈伦理、责任伦理、情感伦理缺失的风险。因此,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治理的实践逻辑,建构教育公共治理的机制,采用情理融合的治理方式,更好地保障教育技治走向教育善治。

善恶人类学:“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何以共存

善与恶“势不两立”,“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是否也是如此呢?人类学家雪莉·奥尔特纳(Sherry Ortner)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发展,并提出“暗黑理论”,关注人类苦难的经验。而在另外一派理论脉络中,人类学家则再次讨论“良善”的问题,以“新道德人类学”为主力。表面上,两者好像是一种对立关系,并呈现出从“暗黑”向“良善”的单向转变,但对“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的梳理讨论揭示出两者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构成一种多重且互相包含的关系,即“善恶人类学”。如果人类学家没能察觉到这种关系,有可能将研究对象“本质化”为“苦难”或“良善”的道德主体,只聚焦于主体在道德两难中的抉择,而忽视他们也在善与恶拉扯之间有意或无意的行动。

2022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对伦理审查的新要求及思考

2022年3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新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删除了伦理委员会组成和运行上的具体要求,简化了临床试验中递交初始审查文件、报告严重不良事件等流程。首先,梳理和分析了对伦理委员会的新要求,包括职责、组成、委员和秘书的资格和培训,以及档案的管理。其次,阐述对伦理初始审查的新要求,包括递交资料,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结论,以及药械组合医疗器械和医疗器械使用学习曲线的风险管理,强调知情同意的合规性和有效性,严格限制免除知情同意的条件,并重新限定查阅试验资料的组织和个人。最后,阐述对跟踪审查的严重不良事件,器械缺陷,结题后临床试验资料的补正的新要求。新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操作性更强,对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伦理委员会应当在确保审查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审查效率,以切实保障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

性善论的两个缺陷与弥补之道——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孟子性善论的再思考

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隐含着两个缺陷。一是只以“才”论性善,不了解性善的主干部分是伦理心境。二是只以仁性作为道德根据,不重视智性的作用。这两个缺陷对儒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者致使其对道德本体的认识不够全面,不了解在特殊情况下道德本体也会出现问题;后者致使其对道德根据的理解有失狭隘,引发了正宗与旁出之争。要克服这两个缺陷,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对性善论进行新的诠释,既讲生长倾向,又讲伦理心境,既讲仁性,又讲智性。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预示着一个颇具潜力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领域专利授权的伦理审查分析

随着新兴产业兴起,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专利授权审查逐渐出现“轻伦理化”倾向,人工智能时代,由于算法黑箱和技术黑箱的存在,增加了专利审查授权的不透明性和误差性,一项不符合科技伦理专利的授权会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在科技向善原则下,应重新审视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利授权审查制度,完善我国专利授权伦理审查制度,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何为道德上的“好”:一种伦理语境论释解

如何诠释“好”的含义乃道德哲学界一大难题,主要原因在于它蕴含特殊的规范性:说出含“好”话语不只意在表征现实世界,更在于鼓励或引导听话人实施某种道德行为。传统上,学者们或援引另一类规范性概念、或借助词源学上的“标准/准则”、或依据行事理由等来解释“好”的这种规范性,但结果皆不尽如人意。本研究提倡采用伦理语境论视角,指出在道德观和已知信息既定不变的前提下,“好”的意义受到特定语境中道德主体意欲达成的目的的影响,而它们所表达的规范性则体现在道德主体努力实现欲成目的的过程之中。借此“,好”所具有的形而上规范性意义便可转化为更加具象的自然意义。

作为“伦理实验室”的虚构叙事——保罗·利科叙事伦理学研究

从韦恩·布斯的奠定基调到詹姆斯·费伦的扎实推进,叙事伦理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应运而生,逐渐发展为包容多项批评方式的研究进路。相较于布斯对作者意图的强调、费伦对读者阅读伦理的重视,保罗·利科极富创见地将作者、读者置于虚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室”中,把对单一伦理主体的重视转移到对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伦理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在他看来,虚构叙事不仅是作者将其“思想”图式化,展开伦理探询的实验场所,也是读者“占有”伦理实验,练习实践智慧,从而达成“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化力量的实践基地。这一看法创造性地将虚构叙事视为作者与读者伦理实践的实验场所,为叙事学的伦理分析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自由市场的伦理限度:基于“有益品”的反思

自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到新自由主义以来,自由市场以其“无形之手”的调节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备受推崇。自由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需要规则和限制才能正常运作,并需要政府充任干预角色。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上争议颇多,基于哲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有益品”概念或许能为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提供解决路径,即政府干预本身是自由市场繁荣的必要条件。

从善政走向善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觉解

“觉解”兼具“觉”和“解”的双重意涵。作为人类民主政治新范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在理论意蕴层面的“自觉”与道德实践层面的“自抉”。通过对其主体角色、权威工具、载体场域、价值策略等核心维度的“解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架构得以清晰呈现。这种基于道德视角的深刻解读,将在“觉”和“解”的逻辑场域内,进一步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从“善政”走向“善治”的政治伦理自觉。

全人类共同价值伦理正当性的证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作精神基础,而凝聚各国共识并反映全人类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则有待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伦理正当性的证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以责任意识、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强调以责任话语替代个人主义的权利话语、历史理性超越非历史语境的先验理性、以善致善破解相互猜疑的信任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从而实现其伦理正当性的证成。

质形相融双翼共振:孔子“尽善尽美”之艺术观

“尽善尽美”是孔子对“美”“善”关系的深刻体认,也是其艺术伦理思想的经典表达,体现着辩证哲学的理性智慧。“美”与“善”字源相连,演变殊异。春秋中叶后,“美”的审美意义逐渐消解,转而向伦理之“善”靠拢。孔子将“美”与“善”区分开来,使审美活动具有了“善”的伦理指向,这一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得到有效传承和深度阐发,并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思想的有机组成。鸾歌凤舞的《韶》乐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之作,其在艺术形式与内容上均实现了“美”与“善”的有机融合,成为后世艺术伦理研究的重要文本。孔子美善统一的艺术理论思想受到后世学界的广泛认可,其道德与审美相结合的观点,不仅反映了其对于艺术学的深刻洞察,也为美学和伦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阐释功能。

艺术伦理学研究的三个核心范畴——兼谈当代剧场中的道德舆论

艺术伦理学研究以艺术善为起点形成了一个概念群。与一般善相比,艺术善有其独立性。如果不承认这种独立性,就取消了艺术伦理学研究的合法性,同时也会给艺术活动带来沉重的思想包袱。从艺术品的角度看,艺术善主要指形式上的完善。从艺术家的角度看,艺术善主要指内在的良善。艺术的完善与良善的统一就是巧夺天工与精益求精的内在一致。艺术道德与一般道德不同,总体而言是一种向内把握艺术善的再生性道德。艺术伦理作为艺术道德要依从具有精神控制力的东西,也面临着世俗化、庸俗化问题。目前,我国多种艺术伦理并存,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这也给某些人以探索新型的艺术伦理为口号践踏伦理道德、谋取私利创造了机会,这种情况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道德舆论,只有在新的伦理生态下才能平息。

马克思空间伦理批判思想的三重维度

人类社会是一部时间史,也是一部空间史。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空间的实践者。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始终贯穿于马克思批判哲学之中。马克思全景式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阶级、劳动、空间、伦理等多元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构建起劳动者的身体伦理;在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中剖析出城市社会伦理关系的资本本质,提出关于未来共产主义城市社会伦理的构想;在对世界市场的反思中拓展出人类视野的全球空间伦理。分析马克思空间伦理批判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的空间善治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因技术生态风险的伦理治理探析

基因技术给世界绘就了一副健康可控、治愈顽疾、延年益寿的生命画卷。然而,大规模生物基因技术的研发和运用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一系列生态风险也接踵而至。基因库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基因漂移和基因错位等现象,极有可能造成生物霸权、生物本质主义受挑战和劣性生成等生命伦理困境。生物圈紊乱造成的生态系统失衡,有可能导致植物种族主义、侵害生命和灭绝物种等伦理失范。生态失衡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土壤的及其微生物群被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等环境危机,也将阻碍人类的持续性发展,因此而造成的对未来人类和其他生命的侵占,是为代际伦理失矩。为促进基因技术与生态保护两者间的并行发展,作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建立的核心和依据,生态伦理学的规范作用应优先考虑。基因技术生态风险伦理治理的本质是,解决人类对于世界的主宰限度、道德范畴的延伸程度和对研发物种的价值属性确定等问题的模糊。基于此,研究认为致力构建整体视角横向地覆盖所有群体、关注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和千秋万代的福祉的理念纵向地规约代际正义、内蕴道德理性的指导深向蕲向基因趋“善”的三维一体伦理治理体系,有望促进基因技术“真”“善”融合,为保障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和促进生态伦理学的更新应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