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lication of Gold In-woven Fabric of Korean Goryeo Dynasty on Chinese Draw Loom with a Major Pattern Sheet(da hua lou ji大花楼机)

A kind of gold in-woven fabric of Korean Goryeo Dynasty was successfully replicated on a Chinese draw loom with a major pattern sheet in The Yunjin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city.

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学界研究妈祖的现状和课题

本研究梳理了近年来韩国发表的妈祖文化研究成果,包括7篇学位论文、3篇单行本和45篇学术论文,并对其进行综合评述,指出目前韩国对于妈祖文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认为,中国宋朝与高丽时期的妈祖文化交流有很高研究价值,从思想和宗教哲学角度对妈祖文化进行研究,成果将在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层面有更大的发展。

试论元朝与高丽的官方史学交流

元朝和高丽王朝建国后都建立了系统的官方修史机构和职官系统,双方存在密切的官方史学交流,表现为高丽国史、实录、元丽关系档案等大量资料流入元朝。但是,其间的交流活动多是元朝在宗藩关系和姻亲关系下单向地从高丽获取资料,且这种活动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受到当时元丽关系、元朝修史活动的制约。同时,元朝向高丽征集的《大辽事迹》等多种资料,配合并推动了元朝本国史、宋辽金三史的纂修等修史事业。此外,也有一些高丽实录、日历由高丽自主带入元朝,并非出于元朝之求书。然而,由于元朝史料传世较少,现存元代文献中罕见这些高丽史籍的踪影。而《元史》“本纪”“高丽传”中的粗疏、错漏记述,也暗示出这些流入元朝的高丽本国史文献,最终并未体现在明初的修史活动中。

何以“翡色”——东亚文化环流视域下高丽青瓷特色工艺省思

10—13世纪,高丽以“事大主义”为“三角外交”立场,以“朝贡贸易—丝绸之路”为纽带,不断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南北政权展开深度交流,在吸纳唐、宋、金陶瓷艺术的基础上,融合了高丽发达的金工入丝、螺钿象嵌等工艺效果,产生了最具本土文化特色的青瓷工艺——青瓷翡色、青瓷辰砂彩和青瓷象嵌,成为世界古代陶瓷史上唯一向中国和海外输出青瓷的地区。高丽青瓷三大特色工艺的形成、流通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不仅彰显了高丽“青瓷时代”造物艺术的新境界,也蕴含着东亚世界工艺传播的本土化机理及其文化环流的新模态。

民国时期线装书“高丽纸”印本述略

清宫旧藏高丽纸的来源以域外朝贡、商贸和再造仿制为主,近代以来这批高丽纸陆续散出,坊间可得,同时民间也有通过再次加工的手段获得高丽纸的情况。因高丽旧纸质地优良,兼具古意,以周叔弢、傅增湘及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一批藏书家及出版机构,纷纷以此纸作为印刷珍贵古籍、书画、碑帖用纸,成为民国时期古籍印刷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通过文献梳理,可以考证出民国时期以高丽旧纸印刷的线装书实物,展现高丽纸作为古籍印刷用纸的特点,同时探求民国时期藏书家及出版机构在传播珍贵古籍时所作的贡献和“好古求旧”的心境。

高丽恭愍王前两次改革成败略论

高丽末期,内忧外患使国内动荡不安。恭愍王继位后迅速推行了两次改革,一方面革除积弊,另一方面铲除以奇辙为首的亲元势力,摆脱元朝控制,并向北开拓大片疆域。然而,频繁的动乱和政局的不稳,使其振兴高丽的理想最终破灭。从成功的角度来看,恭愍王通过前两次的改革,收复了北方领土,改善了高丽的社会经济发展面貌,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高丽国家的独立性与王权自主性。但是,两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丽社会的矛盾,也没有实现高丽王权的真正独立,更未能挽救高丽衰亡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改革在现实政治上最终是失败了。这两次改革挑战了固有的以蒙元为核心的东北亚格局,推动了后来东北亚地区政治秩序的重建,将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明清时期的“高丽布”

“高丽布”在中朝物质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往学者在论著中习惯用“高丽布”来概括所有朝鲜的纺织品,但明清时期的“高丽布”一词有所特指。明代史料中的“高丽布”指朝鲜的细苎布,这种纺织品在清代被称作“高丽夏布”。清代史料中的“高丽布”指棉布,一种是朝鲜进贡的棉布,另一种是江南地区仿制朝鲜的棉布。“高丽布”含义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体现了元明清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以及棉纺织技术对东亚社会的影响。

中国宋朝瓷业管理制度对高丽瓷业制度的影响

高丽青瓷制造因受到了宋朝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陶瓷的输入,高丽在瓷业管理制度上也进一步受到宋朝制瓷业的影响。笔者主要从宋朝和高丽的背景概况与瓷业管理制度展开分析,分别研究了两国监瓷官员设立与官府机构的定制瓷器制度,将高丽青瓷与宋代瓷器的种种相关性进行了梳理,旨在从新的角度分析宋代瓷业对高丽青瓷的影响。

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西夏、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刍议

10-13世纪辽、宋、金等大国角逐时,西夏和高丽与大国时和时战,纵横捭阖,关系复杂、奥妙。西夏、高丽有类似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西夏、高丽政体有同有异,西夏称帝,高玉称王。西夏军事、经济力量较强,在宋、辽、金各国地位较重,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也较大。两朝都借鉴中原儒学,设科举,但因宋与高丽互不接壤,较少防范,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两朝在《宋史》《辽史》《金史》有差不多相等的地位,但从宋、辽、金三史传记看,西夏详于高丽,反映10-13世纪两国在中原大国中地位相近,而西夏又较重于高丽。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其主体民族党项族与契丹人、女真人融汇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中,而高丽经历4个多世纪改为李氏王朝,后发展成为独立国家。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与中华传统史学

《高丽史》是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后,由官方主持纂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这部官修史书以汉文字仿中华传统史学正史体例纂修,记述高丽王朝四百七十五年的历史进程,对高丽诸王事迹及王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载录颇详,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无论修史模式、体例编排、撰作主旨,还是参修者的历史观念、著史原则,无不深受中华传统史学影响。《高丽史》纂修展现了十四、十五世纪朝鲜史学与中华传统史学之关联。

试论高丽睿宗的道教政策——以福源宫的建造为中心

引进宋朝道教以提升本国道教水平,是高丽睿宗所推行道教政策的主导方针,福源宫的建成是此项政策的最终成果。追求"文轨同乎中夏"的治国理想,在高丽建立"三教鼎立"的治国模式,并利用道教加强与宋朝的关系,为高丽赢得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是睿宗推行此项政策的主要目的。

高丽睿宗与道教

睿宗是高丽王朝最崇道的国王,其道教信仰和崇道政策受到高丽王室的信道传统和他身边道流人物的影响。睿宗举行的斋醮活动都是出于护国佑民、祈福禳灾的现实目的。他大力推动引进宋朝道教的政策,除了为提升高丽道教水平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借助道教树立本国文化的主体地位。

宋人移民高丽述论

论文分析了宋人移民高丽的背景和移民活动,阐述了宋人移民高丽的特点。认为公元10至13世纪,中国分裂为南北对峙的局面,辽、金先后在东北亚区域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宋人迁往高丽的移民活动开始趋向精英化。移民的数量缩小为一部分社会中高阶层,迁移的方式偏向主动迁移,并且移民活动受到了高丽王朝的欢迎。这些变化不仅与东北亚复杂局势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宋代中国文化的强大国际影响力。

高丽青瓷茶具初探

高丽青瓷是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制品之一。这一时期,受到中国的影响,茶文化在朝鲜半岛迅速发展,高丽青瓷茶具应运而生。本文以馆藏高丽青瓷和特展图录资料为基础,初步理清了高丽青瓷茶具的基本面貌,通过与中国瓷器的比较,考察高丽青瓷茶具中的中国文化因素和独特的本土风格。

“纲首”与宋日、宋丽交往

宋商纲首（又称＂都纲＂或＂船头＂）是负责纲运的商人首脑,在宋日和宋丽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日、韩史料中也都有相应的记载,中日两国贸易港口都曾出土书有宋商纲首姓氏墨书的陶瓷器。这些宋商纲首亦商、亦使,是通晓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本地通,有的被任命为当地的地方官,甚至任命为宋朝以及日本和高丽的国使。

周佇移居高丽考

目前学界对于朝鲜半岛古代华侨史的个案研究非常缺乏,周佇作为早期移居高丽的中国海外移民先驱,其典型意义自然不言自明。但多部论著在举证周佇其人时,往往因未辨析原始资料而产生一些分歧或讹误,亟待厘清。同时,周佇在高丽积极参与稳定政局、编修国史、建立外交、改定科举等一系列政治文教活动,亦需要加以梳理以还原和保存中韩古代友好往来的明证。

宋朝海商与宋朝高丽关系

分析了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海商群体对宋朝高丽关系产生的多重影响。认为在时断时续的宋朝与高丽的对外关系中,海商是两国之间官方联系的纽带和政治交往的中介,在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60年前后蒙丽关系转折补论——以高丽《与张学士书》为线索

高丽史料《与张学士书》提供了观察蒙丽关系转折的新视角。1259年出使蒙古的高丽世子王倎之所以在蒙哥遽逝后选择忽必烈,缘于他在使行途中与汉地亲忽必烈人士的接触。他能够以'东藩'身份回国继位,是汉地出身的蒙廷儒臣积极推动的结果。1260年王僖出使蒙古的成功,才是蒙丽关系转折的真正节点,依靠蒙廷儒臣的居中斡旋,不仅'出陆'矛盾暂时化解,而且蒙古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怀柔政策。儒臣为蒙丽新关系注入了中原传统封贡体制的元素,但忽必烈主要还是在蒙古帝国'旧'框架内理解高丽的'东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