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命运——以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为中心

如果说史学在近代中国挣脱经学枷锁的历程是一种"独立",那么必须看到"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的杠杆作用。这种制度化、专业化的近代史学也只有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抗战时期的傅斯年即面临这样的境况,如果科学的历史研究丝毫无助于民族存亡,那"史之为道"其用何在?但在以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召唤起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同时,如何防止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在人群中制造分离和区隔——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构成威胁?傅斯年选择以"建构国族"的方式从"民族国家"的概念中拯救"中国认同",但却落入"民族"二字的语词陷阱而不自知,完全忽略了"国族"仍旧是"民族"的一种,比它想去替代却又自其脱胎的"民族"更缺乏实在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