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契机,日本学者竹内好释放了对侵华战争的负疚感,并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表达自己对"大东亚战争"的拥护。在"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陷入绝境的现状下,竹内好将鲁迅塑造为一个回心于"无"的绝对文学者,以此来否定"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文化,建构"文学的结构"的"大东亚文化"。战后,竹内好则从作为"大东亚战争"之"意识形态翼赞"的"近代的超克"论述里,发明了反近代主义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追求东亚主体性的反近代主义的近代,既是竹内好之始终未变的思想轴心,也是其根本悖论之所在,并形成了一种反人道的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实际上,文学主义的法西斯不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点,而且是20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这使今日世界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竹内好生发于"二战"时期的文学思想、政治思考和鲁迅研究,似乎印证了本雅明对法西斯美学的政治批判: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

岛崎藤村战争责任问题考

文章从岛崎藤村与战争责任相关的几大"悬案"入手,通过对他在战争期间参加的文学组织及相关活动中的具体表现的分析,以及对藤村的战争体验、藤村文学所反映的战争观的考察,尝试着对其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厘清和评判,从而为彻底清算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问题提供参考。

“大东亚战争”时期日本殖民主义政策面面观——《艺文》第1卷第6号读解

1941年末,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翌年3月始,又举办一系列"满洲"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此间出版的《艺文》杂志第1卷第6号,鲜明地反映了该特殊时期"满洲"日本殖民主义政策的面面观及殖民地民众的思绪。

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研究

在1937-1945年的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东亚地区存在着两种国际秩序的较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以"共存共荣"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了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初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但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昙花一现。

晚宴的政治与“大东亚的黎明”——1938年佐藤春夫的北京之行

1938年,佐藤春夫作为《文艺春秋》特派员的北京之行具有政治意味。佐藤一行与周作人、钱稻孙等留京知识分子的晚宴意在"催化"已有些微事伪倾向的"亲日派",却因周、钱等的"政治沉默"而感到"惨不尽欢";然而三四年后,佐藤与保田与重郎对北京的晚宴反复忆及,乃是投机时局、相机而变的"意义追加"。佐藤到卢沟桥踏访战迹,在桥畔所作的诗歌中,他将战争责任推向中国方面,并认为日本代表了东方未来的希望,"大东亚"前景壮丽。关于在北京见到的中国女性,佐藤或对留日新女性以"流氓腔"做低俗猥谈,或对幼娼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伪善",在战争语境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操守与良知。关于侵华时期日本作家的在华活动、中国题材创作乃至其战争责任,中国学者应"拒绝遗忘",且有必要做更为深入、扎实的考证与研究,而不应取张承志式的为加害国之尊者讳的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