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绿色发展对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超越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与技术的提升。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其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根源,因此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自然悖论”。资本本性的剥削性和无限扩张特征,促使其对生态环境无止境地滥用与掠夺,资本主义再生产在充分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变换断裂”,产生了各种“城市病”和“文明病”。不同于资本主义“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发展方面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面对资本主义的“自然悖论”及其造成的“文明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制度性基础,促进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相互融合,在未来社会的绿色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催生“绿色悖论”的环境规制水平研究--基于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以中国2005—2020年30个省份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为研究对象,探索“绿色悖论”的产生水平。研究发现,在直接效应模型下,环境规制可以分为三级门槛值;环境规制效益能促进碳减排;环境规制成本处于(0,0.003]和(0.0117,+∞)时,会产生“绿色悖论”效应。在间接效应模型下,环境规制具有双重门槛值,环境规制成本在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下存在“绿色悖论”,在(0,0.0003]范围内更加显著;环境规制成本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处于(0.0004,+∞)的区间时,会存在“绿色悖论”效应。基于此,需要加大环境规制效益水平的提升,适度加强环境规制成本、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深化能源价格改革、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切勿盲目提高创新规模指标。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纺织服装业碳排放的影响

为精准发挥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碳减排效用,利用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2005—2020年中国纺织服装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并分析其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整体上,命令控制型对中国纺织服装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倒U型,市场激励型对碳排放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呈倒逼减排效应,公众参与型对碳排放总量呈绿色悖论效应;从地区看,命令控制型对东部碳排放的影响呈U型,对西部和东北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分别呈倒逼减排效应和绿色悖论效应;市场激励型在一定范围内能降低东部碳排放强度,对中部与东北碳排放的影响呈倒逼减排效应;公众参与型对东部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影响分别呈倒逼减排效应和绿色悖论效应。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开征碳税的条件及碳税的动态调整

当今世界上,保护环境已是人类共识。有多种环境政策可供选择,其中之一就是开征碳税。在环境经济学领域,开征碳税是否对控制污染真正有效,自何时起开征碳税更恰当,如何动态地调整碳税税率,等等,都是重要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也正筹划开征碳税。因此,就中国碳税政策的制定而言,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也是迫切的。最近,Sinn提出的所谓绿色悖论倍受关注。他认为,开征碳税势必加速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因此反而会加剧环境污染。本文针对于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建立了一个单税种模型,否定了Sinn的绿色悖论,同时探讨了开征碳税的条件和最优的动态碳税调整路径,分析了开征碳税的时效问题。主要结论有:开征碳税越早越好,其效力越强;可分区域分别开征不同税率的碳税,发达地区较高,欠发达地区较低;在欠发达地区可仅开征碳税,而在发达地区,要开征碳税与碳交易同时并举;要定期向民众问卷,以掌握其对污染的承受能力,进而对碳税进行动态的调整。

《京都》15年后:分阶段减排政策与“绿色悖论”问题

低碳经济的政策分析,通常囿于单一国家层面的局部均衡结果,较少考虑到全球整体行动的外部影响,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以来的全球一致减排行动,却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本文通过梳理《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全球低碳经济合作中遇到的新挑战,以及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状况,采用制度分析与新古典框架下的市场均衡分析方法,讨论了全球一致减排行动所触发的"绿色悖论"问题。研究发现,造成"绿色悖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合作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京都议定书》及其关键性的附件一,将重点放在如何限制发达工业国的减排设计上,但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协议期内有可能出现的增排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的碳泄漏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征税、以及对其替代品进行补贴时,将会导致在当前期对于化石能源的加速开采,并可能导致对同时期的化石燃料替代品的其他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也大幅度加快,造成了在双重加速开采下的全球绿色福利损失以及CO2排放量的急剧升高,化石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到比协议签署前更为严峻,甚至与全球合作减排框架的设计初衷相悖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非全局性的减排公约和分阶段的减排政策,是造成"绿色悖论"现象的重要条件,缺少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和一些重要工业国的缔约,使得负面的环境外部性难以克服;同时,减排任务和责任有所区别的分阶段设计,会把在未来行动期内可预见到的更高地化石能源使用成本转嫁到当前的行动期,造成短时间内资源与环境的迅速破坏。但本文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最优经济与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是克服"绿色悖论"现象的两条可行路径,且需要有与其相匹配的政府政策的支持。由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是,中国需要加强在国际气候公约中的影响力,提升自身话语权;以碳税政策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度设计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于可再生能源研发进行补贴;根据国情不断优化碳税税率,并适时调整与其相匹配的新能源补贴等相关政策。

强制配售可再生能源政策与“绿色悖论”

本文以强制配售可再生能源政策为对象,研究政策预期对化石能源开采量的影响,发现政策预期对化石能源市场的驱动作用与政策实施力度及持续时间有关。基于强制配售政策推动能源价格上涨这一假设,本文还发现政策的预期效应大于"绿色悖论"所产生的效应,即强制配售政策并非一定产生"绿色悖论"。具体而言,提高强制配售比例和提前实施强制配售政策都会促使高价能源预期更强更快地影响当前能源价格,导致目前能源价格上涨,进而降低当前化石能源消费,减慢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新能源汽车“绿色悖论”效应研究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为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气体,我国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应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新能源汽车主要是采用电作为推动力,能够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程度。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模型,从系统的角度出发,采用VENSIM软件进行仿真模拟,探究产生“绿色悖论”的原因。动态仿真结果显示,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影响实施阶段有显著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边际效用会逐渐降低;新能源汽车总量的上升直接吞噬甚至超出了其节约的资源,而且带来了停车位紧张、道路拥挤度上升的不良后果。

“绿色悖论”内涵、产生机制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

“绿色悖论”(Green Paradox)自2008年被德国依佛经济研究所(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主席汉斯-沃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提出以来,在欧洲环境经济学界掀起了一阵研究风潮。“绿色悖论”假说指出以减排为目的的环境政策可能反而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从而对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对于当前环境压力巨大、致力于改善环境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而言,既是警钟,又意义重大。本文全面梳理了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已有文献(包括已发表的文献和未发表的“灰色”文献),从“绿色悖论”的内涵、产生机制和应对政策等方面对现有研究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并探讨了“绿色悖论”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政策实施的借鉴意义。

技术——生态悖论观与绿色技术的兴起

通过揭示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和生态问题形成的复杂性,客观地认识技术并非生态问题形成的单一因素。技术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技术不应该是生态问题的"替罪羊"。作为生态问题"倒逼"而生的绿色技术群,其兴起在实践层面有助于破解技术—生态悖论,可以让我们有效发挥技术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与支撑作用。依靠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技术路径去实现深层次的生态治理,可增强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的能力;构建全方位生态环境技术治理机制,可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转型、绿色税制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强大约束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理论分析认为，良好设计的绿色税制具有控制污染和改善资源利用的效率机制和破解税收制度设计的“诺斯悖论”的潜力。实证分析表明，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目前的税制绿色度还比较低，绿色税制改革的一个合理目标是绿色税收占税收总额的9％～10％，或者占GDP的2．0％。我国税制绿化的主要措施在于提高和完善资源税、环境相关产品的消费税及排污收费体系改革。在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基于绿色税收的税制优化改革组合可以弥补税制改革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减少，使税制改革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之路。

基于绿色技术系统观的生态化技术创新模式

为了解决"技术—环境悖论",即技术同时作为环境问题来源与解决手段的矛盾现象,通过分析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认为建立绿色技术系统,实现生态化技术创新,可有效解决这一悖论;最后,基于绿色技术系统观,在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运行模式的启发下,提出了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技术创新模式。

电影《绿皮书》显性叙事与深层隐喻的正反悖谬

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言说呈现正反悖谬特征:在主人公身份设置、人物关系以及情节走向等显性叙事层面,颠覆了好莱坞电影对黑人白人关系的传统表达,表现出突出的平权意识;而在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阳刚与阴柔对照、二者之间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互动模式等深层隐喻层面,显性的种族歧视被隐晦地置换为性别歧视,本质上表达的仍是种族不平等。《绿皮书》对种族平等问题的悖谬指涉,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当代社会种族问题的折射,是白人话语权主导下对他者的建构。

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差异化影响研究

区域碳排放的减少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的必要环节,而有效的环境政策是促进区域碳减排的重要因素。基于2002~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机制入手,分别考察排污费和环保补贴对中国东、中、西部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东部的两种环境政策及中部的排污费均能有效促进碳减排,但中部的环保补贴不显著,西部的排污费产生了"绿色悖论"效应。从间接效应看,东部的环境政策均能通过能源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FDI实现碳减排;中部的环境政策无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出现了"污染避难所"效应,但排污费的征收通过技术创新对碳减排产生了"倒逼效应";西部的环境政策使得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出现高碳化现象,并表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增加了碳排放。这表明,不同环境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具有区域差异性。同时,中国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碳排放治理情况不容乐观。最后,针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优化和调整措施。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针对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是否都起到预期的效果,以及“双碳”目标设立后中国有关环境规制的问题,分别从环境规制的概念、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3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结果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抑制效应和绿色悖论展开,聚焦环境规制通过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外商投资3种路径影响碳排放,探讨如何发挥市场激励型和非政府环境规制等环境规制工具有效性以及提出选择规制工具时要考虑区域和行业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双碳”目标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研究应重点探讨如何避免绿色悖论、发挥倒逼效应,同时考虑差异化政策制定、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CO;与其他污染物协同减排以及环境规制对碳总量减排等方面。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提前公告的减排政策是否会导致绿色悖论?——来自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证据

绿色悖论指出,有时政府雄心勃勃的减排政策,反而可能因为前瞻性生产者的动态供给侧反应,对温室气体排放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本文利用欧洲各国加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时间差异,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比了过渡期间欧盟15国和其他国家化石燃料占比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相比公告前,公告后欧盟15国的化石燃料占总能源百分比相对其他欧洲国家平均上升2.116%,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相对增加1002万吨,为绿色悖论的存在提供了支持性证据。由此提醒环境政策制定者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反应进行系统性的考虑,有意识地结合其他政策工具,抑制绿色悖论产生的负面效应。

技术进步偏向、要素禀赋与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选择与资源禀赋相协调的技术进步类型将有效提升物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采用Malmquist-TFP指数分解法,对1995—2015年中国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对不同类型要素禀赋地区的要素投入偏向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不考虑能源投入以及碳排放强度时,物流业全要素的生产率被显著高估,且资本密集型地区的TFP增速最高;其次,多数地区的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要素投入偏向于资本的使用以及劳动力的节约。从不同类型的要素禀赋地区来看,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偏向与地区要素禀赋并不完全匹配,且存在技术选择"悖论",这是导致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应深化要素市场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选择与要素禀赋类型相匹配的适宜技术,降低技术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造成的损失。

我国绿色物流发展现状及对策

绿色物流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绿色物流在现代化物流中的重要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的物流趋势自身固有的一些不绿色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国家、行业协会及领头企业对于绿色物流的推广力度和深度不够。文中将首先分析我国绿色物流发展现状,结合国外一些成功的绿色物流措施带给我们启示,有针对性的提出各方角色如何各负其责,共同促进绿色物流的建设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