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为段、顾之争进一解

校勘学史上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段玉裁与顾千里的矛盾,绝非感情用事,它实际意味着二人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对立。段玉裁舍弃文本的依据,以义理作为断定古籍底本及其"是非"的根据,犯了主观武断的错误;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不被顾千里认同,也不被当时学界认同。段式"义理校勘"不仅存在于《礼记》的校勘中,同样存在于《左传》校勘中。

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清嘉庆张敦仁刻《仪礼注疏》被公认为《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系统中的最善之本。该书实为顾千里取宋刻《仪礼经注》及宋刻《仪礼疏》重编而成,与此前同类刻本相比,其材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本《仪礼注疏》的格式大体同于明陈凤梧刻本,但其行款係据元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则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分析张本格式的由来,有助于推考其成书经过及其与阮刻注疏的深层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顾千里强调疏文在合刊本中之地位的礼学史观。

顾千里在《昭明文选》研究领域的贡献

顾千里作为清代乾隆、嘉庆间的著名学者,在《昭明文选》研究领域有两方面的卓越贡献。一是制订了一份完整而全面的“文选学”研究提纲,二是与彭兆荪共同校勘尤本《文选》,并且撰成《文选考异》这一选学校勘名书,为清代以来在选学界影响甚巨的胡刻本《昭明文选》的刊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图书馆藏《史通》明刻本述略——以翻陆深刻本为中心

《史通》自唐代成书以来,现存主要有明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和万历五年(1577)张之象刻本两大刻本系统。明嘉靖十四年,陆深据旧蜀本重新校刻《史通》,稍为精善,其后遂出现大量翻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史通》一部,实为嘉靖时四川地区翻陆深刻本;"嘉靖十五年陆深蜀中刻本]"、"顾广圻校跋嘉靖十五年陆深蜀中刻本"两部,实均为明嘉靖间吴越地区翻陆深刻本,皆非陆深刻本。

小学与经学:段、顾之争与校勘学的取径

段、顾之争的根源是小学与经学之争。段玉裁的研究方法是根基于小学的考据方法,顾千里的研究方法则是具有传统经学特色的方法。段氏关注字句、片段在其他文献中所呈现的不同,然后施展考据功夫以求形成统一的文本;顾氏则更重视对经学家法的遵守,保持在不同家法传承下经文的差异性。从这一点看,顾千里的校勘和解读更符合经学本身的特征。

赵丹、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综合年表(1915—1937)

赵丹、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四人的艺术生涯起始于南通“小小剧社” ,但最初的辉煌却是在上海剧联期间。在这里 ,他们以各自的成就声名鹊起 。

从段、顾“四郊”“西郊”之辩看段玉裁理必之学

段玉裁与顾千里就《礼记》经、注当作"四郊"或"西郊"各执一词,触发二人对古代学制,乃至校勘根本原则的争辩。段、顾论争实源于学理上之矛盾,段玉裁的理校,乃其治学主裁断、重发明的理必之学的体现。文章借由考析二人论说的理据及论证方法,揭橥乾嘉学术中除顾氏所代表的信守明文旧注的学风外,更有段氏所代表的重视逻辑推理、追求道理上必然的理必之学,以期对段氏学术能有较深入认识。

段玉裁《二名不徧讳说》中的理必语法

段玉裁和顾千里在《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中是"偏"还是"徧(遍)"的问题上创造了有清一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显示出皖派"理必"和吴派"存古"之间的巨大分歧。本文即据段、顾"二名不偏/徧讳"之争,考察段氏在"理必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语法分析(故曰"理必语法")以及顾氏在"存古思想"驱使下从事的语法分析(故曰"存古语法")。二者因语法分析目的之不同(用语言文字组构规则之法证明古籍用词之异VS.用存古思想保有版本之原貌),其训释方式、方法和结论亦判然有别:段氏之理必语法极具科学属性及跨时代学术特色,而顾氏之存古语法则反映出他的古本意识及其保存古代文化的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