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谊传记看《史记》《汉书》的差异及其意义

《史记》《汉书》对贾谊传记的叙写有较大差异。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传,对二人的不遇经历深表同情,并谤刺了世道的不公,笔含感情,气势奔放;而班固则有意收录了贾谊的政论文,着力描述了贾谊的政治活动,叙事严正,情感内敛。上述差异源于班固对儒学的尊崇。东汉时期,儒学定为一尊,班固的史书创作以儒家思想为统摄,以宗汉为旨归。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熏染了班固中正平和的性格气质,使得《汉书》风格典雅凝重。贯穿于《汉书》中的正统情怀、仁政礼义、忠君爱国等儒家学说对于维护大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昭显汉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弘扬爱国思想意义重大。

清朱筠《嶰谷集》手稿考述——兼论朱筠诗集从稿本到刻本的衍变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朱筠《嶰谷集》为朱筠少时诗作手稿。该稿本因远在东瀛,迄今未经学界研究或道及。《嶰谷集》经朱柽之、大谷秃庵、京都大学递藏,共收朱筠17岁时所作诗十二题,皆作于乾隆十年三月至六月。将朱筠《嶰谷集》手稿与《笥河诗集》刻本相比照,可发现《嶰谷集》存有朱筠佚诗29首,且可研究从稿本到刻本文献衍生过程中本事自记、他人评点等文献信息的变化。通过佚诗中的时地信息,可以补证朱筠乙丑年之行止,有裨于朱筠年谱的完善。

从《金谷诗序》《兰亭集序》看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

西晋时期的金谷园会和东晋时的兰亭会均有诗文存世,比较《金谷诗序》及《兰亭集序》可知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有着本质的差异。金谷园会昼夜宴游的侈汰与石崇的务竞功名及金谷园的奢侈豪阔一致,兰亭会的高雅潇洒与王羲之的坦荡超逸及会稽山水的自然清丽相得益彰;石崇笔下的山水更多堆砌雕凿,更具富贵气象,而王羲之笔下的山水则纯然一派自然清丽,更具有审美意味;石崇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是对生命短暂、富贵易逝的恐惧与忧患,是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王羲之的兴怀生死之叹既有对生命的感性体验,又有在对宇宙的仰观俯察之中的哲理性的思考,它体现的是对生命的高度理性和清醒的超越意识,更具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毛诗稽古编》与清代汉学的展开

清代康熙间学者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回归毛郑等汉人诗说,并参酌《说文》、《尔雅》等小学之书,考覈诗义,颇为精审。至乾隆间,得到吴中惠栋、钱大昕、王昶、江声等学者的传读推扬,成为其时考据学的典范之作,对于尊汉稽古、考核别白的清代"汉学"风气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毛诗稽古编》的考据体式和传抄影响的考察,展示考据理念及其实践在清学内部展开的轨迹。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钱钟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黄山谷诗补注》一篇,针对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进行补正,其中以任渊注为重点。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方面。钱钟书先生对文献典籍的征引详实而浩繁,考证更是精辟非常,他的补注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诗学价值,对黄庭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古诗纪》考论

明人冯惟讷编纂的《古诗纪》 ,是一部搜集完备的诗歌全本 ,它网罗放佚 ,采摭繁富 ,为后世的诗歌整理与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 ,并对当时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

顾祖禹与《读史方舆纪要》的编撰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军事家,且是一位图书编撰家。本文论述顾祖禹在图书编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着重分析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在图书编撰方面的特点。

《文赋》的创新说与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文赋》提出创新,其创新说实际上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由于文坛模拟创作蔚然成风,《文赋》并不排斥模拟诗意而更注重文辞的创新。陆机则选择与他情感相通的古诗作为模拟对象,在《拟古诗》中进一步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拟作比起原作,情感更为复杂深沉,同时一改古诗的质朴而表现出典雅华美的特征。

任渊《山谷诗集注》的创作背景与今典考证

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十分重视对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及诗中所用今典等当代事实的考证。任渊利用自己离黄庭坚生活时代较近、并且曾跟从黄庭坚学诗的优势,对黄诗的创作背景及今典采用了内证与外证两种考证方式,内证所用材料包括黄庭坚自注、黄庭坚诗文、黄庭坚手迹与题跋等;外证的材料包括黄庭坚友人的诗文、官方所编实录、墓志、行状、世谱、野史、诗话等。通过这些丰富、翔实的材料,任渊详尽准确地解题并释今典,为阐发黄诗之意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释意

《诗经》的毛传、郑笺、王逸的《楚辞章句》都注重解释作品中比兴手法的含意,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开创了释意的传统。宋代任渊《山谷诗集注》继承了上述传统,并克服了李善《文选注》"释事忘义"的缺点,结合作诗的背景,考证诗歌的本事,从而解释了黄庭坚诗歌中的典故与比兴意象的含意。作为"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较早产生的作品,任渊重视释意的注释思维及其释意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老残游记》中王与姑形象之原型考论

《老残游记》中王与姑这一形象的原型,除了太谷学派的女弟子李素心外,还有《江石芸传》中的江石芸。江石芸是古典奇女、才女的典范,而李素心是现代知性女子的典范。刘鹗把她们相融合,塑造出了王与姑这一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治学方法论

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一书奠定了他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此书所采用的治学方法,无论是实地考察、旁搜博采还是博证精辨、严谨笃实,无论是举例比较、归纳演绎还是信古阙疑、独立创新,皆为顾炎武在此书中综合运用的科学方法,构成其金石学研究中完整的治学方法体系,此法受到乾嘉学派高度推崇,奠定了乾嘉考据学派的方法基础。

东巴文献的用字比较与东巴文的发展——以《古事记》与《崇搬图》为例

《古事记》与《崇搬图》是采用东巴文书写的在纳西族流传的两部重要文献,内容基本相同,但在文字的使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文字记录语言单位的角度对两部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探究它们产生时代的先后,进而展示文字的发展轨迹,同时也为原始文字的发展研究提供一些新材料。

马班夷夏观异同探究

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有异有同。在"夷夏之辨"问题上,马班都有"别夷夏"的观念,都以华夏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强调"德化四夷",但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而班固反之。在"夷夏一统"问题上,马班都主张夷夏一统,坚信各民族出于一元,主张各民族间应该和平相处,但在实现一统的策略上,司马迁倾向和亲、盟约,而班固则主张以羁縻之道应对。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造就了马班夷夏观之同,马班夷夏观之异则与两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迁以及史家个人思想的差异息息相关。

敦煌写本《古贤集》典出《史记》考

《古贤集》现存九个抄本,是敦煌遗书中一部重要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是唐五代民间流行的有关历史知识的蒙书之一。该作品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典故,其中疑似出自《史记》者约15处。本文对这15处典故作了考论,求证了其实际情况。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 (司马 )迁书” ,与事实不符。实际上 ,班固“断汉为史” ,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 ,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 ,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 ,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

《诗经》称代词训解差异对诗意的影响

汉、宋两代学者对《周南·卷耳》《邶风·雄雉》《郑风·女曰鸡鸣》和《齐风·鸡鸣》等诗中"我""君子"和"子"三个称代词的注解存在差异。之所以形成差异,一是与指代词词性有关。二是注释者受到了《左传》引《诗》的影响,另外还与注释者自身的儒家立场有关。

略谈《文心雕龙》“史记论”之失

《文心雕龙》的"史记论",多赞同班氏父子对《史记》的批评意见,瑕瑜互见,有得有失。笔者不论其"得",而只言其"失",并对其比较概括而笼统的措辞,进行具体阐释,以期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文中多参考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和可永雪师《史记文学成就论说》中的有关精辟见解而有所异同和补充,如对"崇势利"、"羞贫贱"的看法等等。

论顾祖禹对于淮安府的战略地理认识

《读史方舆纪要》是清初顾祖禹所著的一部军事地理巨著,因其"经世致用"的写作目的和史地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作者对于其书所涉及的地区都有着非常深刻和精辟的军事地理认识,即以《纪要》中淮安府为例,论述、分析和探讨顾祖禹对于该地区战略地理和军事价值的深刻理解和科学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