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e into the Logic and Rhetoric of Propriety in The Book of Songs :Taking “Guan Ju” as the Core Example

The Book of Songs is a book of propriety passing on rites and teaching people by the form of poetry with unique logic and rhetoric.“Guan Ju”is the most typical poem deducing the propriety of humans from the laws of nature,which is acceptable,convinced and obeyed by the people naturally,friendly and eloquently.Therefore,the logic and rhetoric in The Book of Songs can be reconciled and self-consistent in the poetic thinking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s.

“阴阳和谐”与“色进于礼”:《关雎》文本体系及其文明内涵

作为《诗》三百的首篇,《关雎》存在一个以“阴阳和谐”为核心元素的意群体系,具有儒家所倡导的人、事、物运转“至诚无息”“发而皆中节”、各安其位而阴阳协和的“致中和”意义。《关雎》具有极强的喻示性与象征性,反映出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三者联动的和谐秩序,描述了人将兼美兼善价值观念付诸实践后,人、事、物各自圆融而又互映共存、臻于完美的状态。诗中“君子”对“淑女”追求过程中“友之”“乐之”与儒家对事物“知之”“好之”“乐之”三境界的内在逻辑一致,《关雎》突出的音乐属性亦呼应并彰显“色进于礼”的文本意义。深入研究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其思想理念,阐释其文明价值与现实意义,对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论南宋禅僧的诗学观念——以橘洲宝昙、北磵居简和物初大观为例

南宋禅僧宝昙、居简、大观对诗歌的本质、诗人与自然环境和前人经验之关系的探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把握和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为禅僧从事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支持,显现出该群体的诗学观念:他们认为“诗为道之余”,反对雕琢苦吟,推崇平淡之美;既提倡“江山之助”,也重视“遍考前作”;强调诗歌创作本乎性情,应以抒情达意为先;他们相信禅僧热衷诗文与参禅修行并行不悖。这些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创新精神,表明了他们决不甘当士人诗坛的附庸而致力成为诗坛重要一翼的态度,昭示着禅僧“诗人”身份意识的强化。

述论《关雎》诗解

“诗解”一词包含两层意蕴,一是对诗文本的疏解,二是对诗所负载的社会功用的判定。《关雎》原为先民歌谣,在儒学独尊的背景下被奉为圭臬,历代研究者对其不断注解疏正,诗解延传更迭,赋予《关雎》个人进德、主文谲谏、人伦教化等社会意义或功能。回顾千年的《关雎》诗解史,“诗学”和“经学”构成了两条基本的阐释路径。该文选取《关雎》诗解发展中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论及先秦、两汉、宋代、清代、近代的代表诗解,希冀以此把握《关雎》诗解的发展脉络。新时代再读《关雎》,其体现了完满的男女相合之义,当为礼制影响下的爱情诗之冠冕,是古典爱情诗歌范式。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从“禽声”到“钟鼓”——《关雎》与儒家诗教的礼乐精神

《关雎》在《诗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其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诗经》首篇的特殊位置,更在于它所折射出的儒教诗教与礼、乐的内在关系。具体而言,《关雎》一诗的展开过程就是礼乐的呈现过程,诗、礼、乐三者共同指向了儒家视野中的君子人格和审美理想。《关雎》是以诗歌的形式折射出儒家审美精神的重要特质,体现出孔门诗教的礼乐内涵。礼乐精神融贯在诗教之中,内在地规定着诗的言说方式和情感状态,这也构成了整个儒家美学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向。

礼乐精神与女子教育--“《关雎》之义”辨证

《关雎》最初是用于女子教育的作品。《关雎》的叙述者是女子教育的主持者后妃,她教给年轻女子采摘荇菜和准备祭祀等劳动技能,让她们学会相互协作和配合,同时使用琴瑟钟鼓之乐教育年轻女子达成性情之平和,养成内在心性气质和外在容貌举止的淑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行》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都只是用诗,与《关雎》之义没有直接关联。《史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和“周室衰而《关雎》作”两条材料,习惯视作《关雎》讽刺说和诗篇晚出的关键证据,但历来对这两则材料的理解存在断章取义之弊,属于严重误读。《关雎》是周人制礼作乐最早的重要作品之一,表征了周文化的礼乐精神和对女子教育的高度重视。

诗国第一情歌的审美之旅——《关雎》三千年接受史的文化启示

作为"诗三百"的开篇之作,《关雎》堪称华夏诗国的"第一情歌"。孔子作为《关雎》的第一读者,以整体性视野,从审美与教化双重角度,奠定了《关雎》三千年接受史基调。汉代儒生"《诗》作经读",优美的婚恋情歌成了严肃的伦理教材。从两汉"《诗》作经读",经魏晋"文的自觉",到两宋以及明清强调"《诗》作诗读",《关雎》逐渐恢复原初的情诗面貌。现代接受者从纯文学观念出发,一致把《关雎》视为男欢女悦的情歌。纵观《关雎》三千年接受史,这是一部由"《诗》作经读"到"《诗》作诗读",亦诗亦经、亦经亦诗,审美与教化双线演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诗评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嬗变史。从阐释学看,诗与诗的阐释都是传统的构成部分。今天,当人们超越了伦理主义与审美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同情的理解看待诗教传统,完整认识《关雎》以及《诗经》在历史上"诗"与"经"的双重身份和双重影响,又引起了当代接受者的新思考。由此,从孔子到今天,《关雎》三千年接受史形成一个审美之圆。

《关雎》禽鸟喻义问题浅谈

《关雎》禽鸟喻义问题,自来论者甚众,歧见多有,可商之处往往而在。细推诗意,征诸载籍,当知"关关"固为独鸣,"雎鸠"乃喻君子,"挚(鸷)而有别"实指勇而有礼。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古汉诗英译本的语言模因分析——以《关雎》英译文为例

在古诗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译本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语言模因分析为古汉诗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从模因理论角度重新审视古汉诗翻译的基本问题,以古诗《关雎》的英译本为例,通过内容、方式与环境等方面考察三种不同译法,研究发现:“音+名”构式是《关雎》爱情诗题表达的成功译本模因;“名+实”转化可以表现诗句英译本模因的强势特征。研究不仅为古汉诗翻译解析提供语言模因的功能描述,而且也为译本模因传播提供可应用性与可操作性范式。

《关雎》作于陕西合阳考

《诗经.周南.关雎》的主旨众说纷纭。在甄别各家之说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关雎》在《周南》中的地位及其具体内容,确认《关雎》的主旨是歌颂后妃之德,继而证明此后妃乃周文王之妃大姒。根据《诗.大雅.大明》可以确定大姒是有莘国的长女,再根据《水经注》、王夫之《诗经稗疏》《嘉庆重修一统志》及焦循《孟子正义》等的观点可以证明有莘国即今陕西合阳,最后确证《关雎》一诗作于陕西合阳。

《关雎》的语音和词语修辞艺术

关于《关雎》诗的修辞艺术,古今学者均未于之深究,只是在《关雎》赏析的文章中才稍有涉及。实际上,《关雎》一诗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其艺术特色是丰富多彩的。本文仅拟就其语音及词语修辞艺术加以探讨,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周南·关雎》系年辑证

《关雎》为周南地区贵族青年举行成妇礼仪时之祭歌,当为周平王东迁(前770年)前后所作;其创作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西周晚期的周幽王之世(前780—前771年),下限不会晚于春秋初期的周平王之世(前770—前720年)。

关汉卿八种杂剧对白中不带“得(的)”的结果补语研究

在关汉卿八种杂剧对白不带“得 (的 )”的结果补语中 ,动词作补语比起变文时期有了十分迅速的发展 ,且V、C结合得更紧密 ,V与C中间很少插入宾语 ,到现代汉语中很多都凝固成动结式合成词或短语。语义指向方面 ,结果补语的语义联接对象可以是语句中的诸多成分 ,这较接近现代汉语。

从《关雎》看《诗经》在传播中的两个经典化过程及其意义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和《诗经》一起经历了两个共同的传播经典化历程:一是进入周王所制定的大型乐典并成为起始篇目,具有促进共通语的形成及倡导周王朝文化价值形态的意义;二是由口头传播的乐歌歌词到由文字写定的文本传播形态,具有筑基汉语书面语形成的意义。

山水画在五代时期的兴盛与荆、关、董、巨

五代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恰好给中晚唐以来蓄积已久而寻求新发展的山水画提供了一定的特殊机缘。在相继崛起的山水画大家中 ,“荆关”以峻拔雄伟的高山大岭作为画面主体 ,并以精湛的画理阐述 ,成为北方画派的代表。而生长在江南的“董巨”师徒 ,以平淡天真的洲渚峰峦为描绘的主体 ,风格与“荆关”迥然而别 ,形成了南方画派。至此 ,山水画以其多情趣的审美感受达到了兴盛期的来临。

味经刊书处:陕西近代出版业的先声

味经刊书处作为附设于味经书院的一个专业出版机构,代表了传统刊书向近现代图书出版的过渡,从刊书内容到管理制度两方面突破了传统模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通过对其管理制度和刊书成果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味经刊书处对于陕西近现代出版业所做的独特贡献。

论宋徽宗《听琴图》中的一件钧官窑瓷器——兼论关于《听琴图》的一些争议

宋徽宗赵佶的画作《听琴图》,为赵佶亲笔所绘不应有疑。画中弹琴之尊者非赵佶莫属。赵佶对面叠石花几上所置之盆花,其花盆器型仿古青铜器作鼎状,外面为古青铜色,内面为雨过天青色,该“雨过天青”色非青铜器所能有,而为宋钧官窑瓷器内面常有之釉色,与传世之宋钧官窑瓷器一致,因而该花盆当为宋钧官窑瓷器。《听琴图》为一不可多得之北宋钧官瓷图像文献史料,十分珍贵,应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