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之器小哉”辨正

《论语·八佾》篇有“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其中“器”字何晏、朱熹理解为“器量”“局量”,其他各家理解为“器用”“器才(材)”。“器”字在现存先秦文献中没有“器量”“局量”等词义,何晏、朱熹之训诂没有文献根据。根据孔子对管仲存亡继绝之历史功绩的评价和史料对管仲政治成就的记载,评价管仲为“器用小”或“器才(材)小”,是不合理的。清华简第六辑《管仲》篇有管仲言论作“既佞又仁,此谓成器”,当是《八佾》此章孔子和“或曰”者对话的背景和前提,“管仲之器小哉”当读为“管仲之‘器’小哉”,理解为“管仲所说的‘成器’太狭隘了吧”。孔子对管仲关于“成器”的定义持否定态度,大概源于二人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

管仲卒年考

管仲的去世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史记·齐世家》记载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但这个时间与《左传》《榖梁传》等书矛盾,与有因果关系的重耳行程和黄国灭亡时间存在误差。如果依据最可靠的《左传》以及日本藏古本《史记·秦本纪》等古籍,管仲的去世时间应在秦穆公十三年(前647),即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或秦穆公十二年(前648)。

中观形而上学的二分法与非二分法思维

基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关于“第一哲学”的两种定义,后世对于“形而上学”对象问题的讨论便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向度,即事物的第一因与存在本身。与形而上学问题匹配的是形而上学思维,于是,在形而上学思维的养成过程中,西方哲学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探讨形而上学的思想进路,即“对立现象与本体的二分法思维”和“对应存在与存在者的非二分法思维”。中观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在完成其对真相的揭露过程中,也有与西方哲学相似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古代印度,二分法与非二分法思维甚至可以成为区隔不同中观派别的标准和依据。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直接导致思维结果的显著不同。本文立足中观形而上学思维,以般若空性为考察对象,研究二分法与非二分法思维各自进趣中道实相的路径与方法,同时呈现两种思维方式背后的底层逻辑,以及可能得到的不同结论。

秦川牛抽样遗传检测报告

在陕西省关中平原,用系统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以3个系统9个地域群(共224头)的6个血液蛋白、6个毛色位点的基因频率、7种外形特征的表型频率,检测了产区1988年秦川牛群体(共642913头)的遗传结构。肯定了秦川牛具有中国黄牛的典型特征。列表详示了各频率值及其估计可靠性、精确度的参数。

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管理研究

针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深入剖析了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内涵、原则、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中的主要平衡关系以及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度量问题 ,提出了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模式和措施 ,并以关中地区为例 。

从关中地区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地理背景

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可取。但是自然条件在远古时期强烈地制约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 ,其作用不可低估。关中地区气候、土壤、植被、水文等环境 ,使得远古时期中华先民有可能依靠大协作的群体力量 ,既充分利用其有利条件 ,又大力克服其带来的旱涝、土壤盐渍等灾害威胁 ,得以开发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耕文明区域 ,同南方的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一起 ,为中华文明此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也为中华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大协作传统打上了最初的烙印。

陕西关中地区彩叶植物种类及应用调查

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的彩叶植物种类及应用调查分析,总结了陕西关中地区目前主要彩叶植物种类和在园林中的应用现状,并对今后关中地区彩叶植物的引种、选择和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为彩叶树种在关中地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波尔山羊与关中奶山羊级进杂交后代的生长发育研究

对波尔山羊与关中奶山羊级进杂交后代的生长发育性状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杂交一代(F1)羊与波尔山羊的初生重差异不显著(P>0.05),1、2、3月龄F1代羊的体重比同龄波尔山羊高,且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F1代羊的体尺指标明显大于同龄波尔山羊,其中胸围差异显著(P<0.05)。杂交二代(F2)羊与纯种波尔山羊相比,各项指标差异不显著(P>0.05),与同龄F1代羊相比,1、2、3月龄的体重、体尺指标差异显著(P<0.05)。杂交三代(F3)羊的体重体尺均大于同龄波尔山羊,趋同于同龄F1代羊。波尔山羊与关中奶山羊的F1代羊日增重均高出同龄波尔山羊,F2代羊的日增重比同龄波尔山羊稍高,与同龄F1代羊相比,其日增重速度明显低于同龄F1代羊。F3代羊的日增重基本与同龄波尔山羊一致,说明波尔山羊与关中奶山羊杂交,其后代羊在生长发育性能方面具有明显的杂交优势。F1代羊生长发育速度快,而F2、F3代羊生长发育速度减慢,在F1代进行横交固定,是培育高生产性能的肉用山羊新品种(系)的重要方法。

关中灌区夏玉米磷钾配肥产量效应研究

试验采用二因素二次饱和D最优设计方法,对磷钾施用量的配合与关中灌区夏玉米产量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试验结果表明,磷钾肥对玉米的产量效应均为明显,钾肥作用尤其明显,钾肥的增产效应明显大于磷肥,同时筛选出了磷钾配合优化组合方案。

大关中城市群旅游规模差异与位序体系分析

选取大关中城市群17个地市2002—2010年旅游总收入,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系数、双对数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城市旅游规模差异与位序规模分布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发现,大关中城市群城市旅游差异化明显,首位城市稳定,首位度波动变化,旅游差异化逐渐降低;进行双对数回归分析发现,大关中城市群城市旅游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城市旅游发展态势呈现稳定型、波动型、上升型、衰退型等四种形态;并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政策等方面分析了大关中城市群旅游规模位序差异化原因,以期为大关中城市群旅游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中观光农业旅游开发的初步研究

分析了关中观光农业开发的现状、条件,提出了关中开发观光农业的基本原则和布局构想。

关于孔子论管仲的争议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重要人物。孔子对管仲的评论,也成为历来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肯定派学者理解为孔子称许管仲为仁人,这符合孔子本意;半肯定派理解为只谓其有仁者之功,未许为仁人,这种认识带有片面性;否定派认为孔子未曾以仁论管仲,这是完全错误的。孔子评管仲为仁人,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

北周时期,关陇集团施行"关中本位"政策,抑制山东士族。山东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杨坚代周立隋。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关中本位",对关中、山东地区的山东士族予以打击和压制,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方社会基础,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隋朝末年,山东成为动摇隋政权统治的重点地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即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以及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密切相关。

东夷文化的历史沿革

东夷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发祥于山东半岛，与当时的中原华夏族、南方苗蛮族鼎足而立。东夷族曾创造出灿烂的史前文化，后来在夏、商王朝的镇压下人口锐减、文化退步。西周初期东夷文化并入了齐文化而再度辉煌。齐文化作为我国先秦文化的主流又引领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进步。本文即探讨东夷文化的历史沿革。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罗贯中籍贯太原说新证

罗贯中的籍贯是中国文学史的重大悬案之一。近期学术界否定罗贯中为太原人的文章、书籍较盛,影响颇大。《罗氏族谱》、《罗氏神轴》等文物的相继发现,证实了罗贯中确系太原府祁县河湾村人,由此,这一文学史悬案基本得以廓清。

管子语言观略说

《管子》一书虽然晚起,议论或多为后人所发,其中所含的思想却至为古奥,有可能源自管仲本人。从管子到老子、孔子,语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一定的连续性。在名称的起源问题上,管子持自然论的观点,提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凡物载名而来”,而老子视“道”为“有名”、“无名”二相,认为“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与管子的说法相似。在名称的社会功用问题上,管子主张“督言正名”、“修名督实”,其思想对孔子不无影响。

管仲故里颍上县说综考

综合《左传》、《史记》、晋人张湛《列子注》及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记载的资料,参以其他一些旁证,说明管仲为今安徽颍上县人,而其他多种说法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皆不能成立。

论管仲学派生态伦理思想的层次结构

管仲学派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以"道"为根据和调节机制的有机系统,认为天地人遵循着共同的基本生存法则,由此阐述了以"人与天调"、"天人相因"为基础的生态存在论。《管子》一书以"道为物要"的价值观为总依据,把自然现象道德化,根据人类道德与自然万物的内在依存关系,提出"德润万物"的生态伦理命题;揭示了自然现象的属性与人的能力品质的一致性,主张入世行为要遵循以"人与天调"、"德润万物"、"时之处事"为中心的伦理原则,并提出了取用有度的生态伦理规范,即合理利用,开发有度;依时禁放,顺天应人;宽猛并济,令行禁止;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管仲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紧密结合的,直接服务于治国安邦、发展经济和满足民众需求,它开创了中国生态伦理思想史的先河。

论管仲之“仁”

管仲是春秋中期著名的齐相,对管仲之"仁",学界大多认可其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但对其人格上的不为其主殉死、为仇敌之相、战场上逃败等方面却颇有微词。其实,这恰是管子之"仁"的过人之处。此外,管仲之"仁"还表现为对朋友的真诚爱护,对齐国的深沉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