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民变问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近代中国城市民变的比较审视——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下层社会群体时常失效从而诱发城市民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对比表明,摊贩集体行动的爆发是政府管理摊贩失效与异化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抗争方式、步骤、目标呈现出一般性展演规律和大众心态,也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局部变异。市政当局、商会组织、新闻媒体、权力谋求者等不同社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行动,左右了摊贩风潮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关注。摊贩集体行动影响了市政公权与下层民众间的关系态势,但并未根本改变摊贩的生存状态。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使市政当局时常置市容整顿于小民生计以优先的位置。政府立场与民众利益的根本对立,注定了风潮后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城市民变成为社会动荡与统治危机的预演。

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百色起义期间党的群众路线基本经验及启示

百色起义的成功发动并取得最终胜利,除了原有的良好群众基础,与红七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在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红七军通过大力宣传我党政策主张,大胆使用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出台实施一系列惠民政策,领导干部带头进行队伍的自我净化等措施,巩固和维护了各族群众的利益,不仅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大力支持,而且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最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总结百色起义期间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对当前我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和团运动后北方农民的自我反思及民变趋向研究

义和团运动后,北方民变渐抛弃了先前的"狂热",开始对时代的趋向更冷静、理性地思考。他们改变了旧有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有了明确的反封建的意识;部分北方农民还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系,把自身的斗争逐渐纳入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并逐渐于时代的趋向"合流"。

辛亥革命前十年苏北的民变状况

辛亥革命前十年 ,下层群众的民变是促动辛亥革命酝酿、发生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苏北民变对江苏省在辛亥革命中和平光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对辛亥革命前十年苏北民变的状况、原因、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百色起义时期邓小平群众工作方法及其当代启示

百色起义时期,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注重发动、团结、依靠和带领群众,取得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的伟大成就。他们群众工作的方法对新时期群众工作很有启示借鉴意义,即必须坚持以群众为根本,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正面教育引导群众,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陈于鼎事迹述略及其评价

陈于鼎是明季著名的经学家、戏曲家,年青时,才华横溢,但为富不仁、纵奴行凶,最终激起民变,引发波及武进、宜兴、金坛、溧阳大规模民变。陈于鼎南游闽粤时,结交南明时期抗清义士黄道周、剩人和尚,在福建又结交郑芝龙,成为郑成功的业师。满洲南下,陈于鼎与钱谦益等策划开城降清,成为贰臣。降清后,不久即辞职,游走于常州、镇江等府县,与南明反清志士秘密联络。顺治十六年,陈于鼎作为内应,率领镇江城内乡绅策反镇江守将,接应郑成功军入城,成为反清志士。对于这种在历史复杂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应结合其实际行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事论事,慎下结论,而不应直接定性。

输电线路内悬浮抱杆起升动载系数的研究

输电线路内悬浮抱杆因使用安装方便而被广泛应用于输电线路的施工过程。然而内悬浮抱杆动力学特性的研究尚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建立内悬浮抱杆起升动载系数的动力学模型。根据位移与刚度的关系,对内悬浮抱杆的等效刚度进行求解;利用动能等效的原理,对内悬浮抱杆的等效质量进行求解。根据等效刚度和等效质量的求解结果,计算得到起升动载系数的表达式,并利用有限元软件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起升动载系数能够很好地反映内悬浮抱杆的起升动载特性,可为内悬浮抱杆的设计计算提供理论依据和设计规范的修订提供一定的参考。

清末社会转型与广东“民变”

清末十年,广东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加速转型,官绅对城乡控制能力大为减弱,社会普遍动荡不安,造成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民变”作为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既打击了清王朝在广东的基层统治,促进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同时又有很大的破坏性和局限性,不宜颂扬过多。

民变·绅变·“政变”——长沙抢米风潮再审视

1910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一直颇受学术界关注。审视该事件之起因、发展进程、各方反应及实际影响,不难发现这是一场集民变、绅变与“政变”于一体的社会抵抗运动,是清末地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本次风潮暴露了清地方政府危机应对、社会控制、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危机,直接冲击和削弱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加剧了清王朝中央统治和地方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和现实治理困局。由此,民众、地方精英势力(立宪派绅士)、新军与清政府渐行渐远,湖南地方社会革命化、独立化的趋势愈加凸显,革命时机和条件渐次走向成熟。抢米风潮堪称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序曲。

从《寇变纪》看福建宁化县之黄通民变

明清易代之际是民变多发的时期,福建宁化县也发生多次民变。宁化地区,因界连福建与江西两省,地处闽西山区,在明末清初时期是民变多发之地。《寇变纪》记录了明末清初福建宁化及其附近地区的农民起义、南明地主抗清斗争、清朝官兵骚扰地方等情况。福建宁化县黄通领导的民变,减少佃租,建立"长关"军事组织,对地方社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党的群众路线在百色起义中的伟大实践

百色起义时期,党根据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并充分考虑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取得了百色起义胜利的伟大成就,谱写了壮、汉、瑶等少数民族共同战斗的篇章。百色起义的伟大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次成功范例,形成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群众路线。今天我们重新缅怀和铭记这段历史,探究百色起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对于深入开展新时代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晚明民变在清初小说中的文学书写——以《梼杌闲评》为例

清初描写晚明民变的小说主要有《剿闯小说》《新世弘勋》《樵史通俗演义》《梼杌闲评》等,其中《梼杌闲评》涉及的民变次数最多,计有三次,即武昌民变、苏州民变、徽州民变。小说在书写这些民变时既有共性,如均依据一定的史实,均有魏忠贤因素,均体现民众的反抗精神等;又各有特色,如武昌民变在魏忠贤入宫前更多体现虚构,苏州民变在魏忠贤巅峰时期更多体现具体描述,徽州民变在魏忠贤倒台前夕更多体现相对完整。不同时期的民变对塑造魏忠贤的“梼杌”形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泸顺起义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从民众运动到军事行动

优先开展民众运动,俟民众觉悟之后再发起军事行动,这是中共自成立之初直至北伐革命时期都居于主导地位的革命道路规划。从组织地方党组织到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四川开展的民众运动虽然成就不菲却难以为继,而开展走上层路线的军事运动则稍有便利之处,再加之北伐的需要,之前所循之民众运动优先的革命路径已然不合时宜,是为泸顺起义发起的主因;然而,由于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对基层官兵的争取不够,则又成为泸顺起义失利的主因。泸顺起义给中共后来实施武装斗争方针以及群众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极端重视武装斗争的道路,而四川的具体省情则使得以泸顺起义为主的军事行动得以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