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与粤商之关键成功因素的异同

浙商和粤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商人群体。从关键成功因素的视角来看,二者在工作价值观、商机识别与把握、成长模式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而在资源运作方式以及同行企业关系策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分析、比较二者的关键成功因素特征及其异同,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的变迁——以广西苍梧戎圩为个案研究

近代前后,广东商业移民是推动广西等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重要力量。本文依据方志、年鉴等方面的资料,以苍梧戎圩为个案,追踪考察近代广东商人的商贸活动对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农家经济变迁之深刘影响。

近代粤商对百色地区商业贸易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粤商陆续进入桂西百色地区开展商贸活动,促进了百色地区商业贸易及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与农民意识的转变,增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了百色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粤商研究述评

综观粤商研究的成果,有基于历史学视角对粤商群体及其区域影响力的研究;有基于文化学视角对粤商文化特色及商业精神的研究;有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对粤商的模式、多元化与专业化、新粤商和粤商企业的研究。梳理和评点已有的粤商研究成果,剖析和审视当代粤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促进和指导粤商企业和粤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时清时期粤商会馆与广西民族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伴随着广东商人的源源入桂，大批粤商会馆也纷纷建立，会馆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在促进汉族商人群体与少数民族农户之间的交往，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外部市场的连结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论近代广东商人来百色经商的原因──百色城社会变迁研究之二

近代，大量的广东商人来百色经商，对百色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开启和促进的作用。百色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有丰富的土特产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有鸦片贸易的巨大吸引力，百色本地商人少，这些都是近代广东商人从经济发达的广东来到经济落后的百色城经商的主要原因。

晚清时期粤港渝贸易关系浅探

晚清时期,重庆是粤商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而论者在考察晚清粤商的历史活动时,对此未予充分关注。实际重庆开埠前后粤商在渝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香港又因特殊原因成为粤渝贸易的中转站,所以,考察粤港渝之间的贸易状况,可为晚清时期粤商群体研究作以补充。

清代广东会馆与粤商的本土化发展——以广西为视域

清代进入广西城镇的粤商创立并依托会馆,保护其产权利益,构建以亲情乡谊为基石的商业网络,有效地降低异地经营的成本,推动自身的本土化发展,促进了清代广西商业经济的发育成长。

略论龙州城的近代化发展动因

中法战争开启了龙州城近代化之旅。对外开放是龙州城近代化的主要动力,粤商缔造了龙州城近代市场,地方政府出于国防安全考虑也积极推进龙州城近代化建设和发展。梳理近代龙州城兴衰这段历史,有助于帮助我们对加强世界横向交往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变革作用的思考和再认识。

大革命前夕粤省社会生态述论

辛亥革命摧毁了粤省旧的政治架构和运行机制,新的政府权威和权力系统长期难以确立。进入20年代,从省城到广大乡村,"无政府"权力真空地带逐步扩大,社会控制能力逐级减弱。广州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持续萎缩,只能开禁烟赌,对赌盗匪娼的肆虐泛滥更是无能为力,社会风化日趋窳败。来自各省的旧式军队(包括"联军")专横跋扈,遍地设卡苛抽,同时出现大批亦兵亦匪、亦民亦匪的边际群体。面临社会失范和商业生态崩溃,粤省商人逐渐"觉醒",进而力图"自救",逐渐聚集成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中的广东商人

清朝时期,中国与朝鲜保持良好的官方与民间关系,对彼此海上交往所出现的海难,均有完备的救助措施。朝鲜海船遭遇飓风漂流到中国境内,官府均给银两、衣物、粮食;如有病人,更施药救治,礼送回国。朝鲜方面也有同样的制度规定。朝鲜李朝时期的官方资料《备边司誊录》对漂流到朝鲜境内的中国海船有详细记录,资料弥足珍贵。

试论民国前期广东省维持国货的政策

民国前期广东政府更迭,时局混乱,国货运动也受政局动荡的影响而忽起忽落。本文围绕民国广东政府维持国货的政策这一主线,论及政府部门对于国货运动的扶持、维持国货政策的影响和成效,兼及政府、华商、洋商之间的博弈。

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广东船

本文采用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的史料,对清朝广船许必济船与广东商人李光等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清朝广船船员年龄多在20—30多岁之间,呈现出年轻化的态势。广船从北方贩卖黄豆、人参至广东贸易,船上搭载外国客商、女眷、孩子,外国客商的人数甚至超过船员人数,广船上船员还有饲养狗、猫等动物的习俗。另外,广东商人李光等搭船贸易,船载主要货物为棉花。相关朝鲜史料为囯内首次介绍,为珍贵的清朝广船的海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