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广州人物传》的编纂及影响

《广州人物传》是黄佐早期的史学著述,该书记录时段为汉至明,但以宋明为主;记录广州人物164人,流寓人物22人;记录方式既有专传,也有按类区分的忠义、孝友等传。《广州人物传》的编纂颇为严谨,黄佐不仅注明出处,且注重考证。《广州人物传》的编纂主旨明确,黄佐在传中记录、表彰了一批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表见者。《广州人物传》不仅对《百越先贤志》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东通志》等的史源之一。《广州人物传》编纂严谨、主旨鲜明,又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广州人物传》之评价过于敷衍,应肯定《广州人物传》的价值。

传统集成与近代滥觞:阮元方志学思想析论

嘉道之际,方志编纂呈现出普遍重视历史沿革与文献源流的重要趋向。作为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阮元兼采众说,提出"山经、地志,史家之书""人事与地理相经纬"等重要观点,这既是其不囿于学术门户,"汇汉、宋之全"的治学旨趣的体现,也是时代剧变下学风明显转捩的缩影。其所主修的《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书,既有鲜明的个人学术风格,又有突出的时代特点,既集传统方志学思想之大成,又启近代方志学之滥觞。

郭嵩焘治理广东匪患

近代以来广东民风强悍,偷盗、械斗盛行。地方吏治腐败,官员勇弁无视法纪。同治初年清军与太平军余部作战不断,加之当时自然灾害频发最终导致多匪成患。郭嵩焘抚粤时采取一系列治理匪患的措施,通过整顿吏治,严肃纲纪杜绝乱源;采用重典,严厉捕杀重兵进剿多年积匪;竭力筹饷,保障剿匪军需;并且通过疏通民气,整顿民风来改变社会风貌,最终取得了较大成果。

朱次琦、陈澧汉宋学调和论

同治年间广东宋学的发展,为汉宋学对话提供了可能性,以朱次琦、陈澧为代表的广东学者使嘉道年间由阮元、林伯桐奠定的广东汉宋学调和显得脉络清晰。无论朱次琦、陈澧主张的汉宋学调和差异有多大,汉宋学调和都有益于广东近代儒学的健康发展,与广东近代传统儒学繁兴互为表里,但它无法改变儒学相对衰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