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清政府在条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借助商力发展广东矿业、利用英法矛盾尽力挽回和保全广东矿权,抵制了列强通过矿山开采将势力伸入广东的企图,展示出清末条约制度困境下列强矛盾对立留给中方的转圜空间,以及近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艰难曲折过程。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附近”的历史:《何兆瀛日记》呈示的晚清镜像

晚清名士何兆瀛现存的日记保留了他人生几个重要阶段的记录。特别是在京师生活五十载后,何兆瀛以浙江杭嘉湖道、两广盐运使的身份分别去到浙、粤二地,作为相关事务的亲身参与者,他深度接触到攸关国家命脉的科举、海塘、盐务等要项。他以日记书写的“附近”,是普通人和多数官员不曾经历的“远方”,密切关联着当时的国情前沿,如同一面镜子,映现出独特的晚清镜像。

清末民初移民与鹤岗地区的早期开发

鹤岗地处“两江一岭”围成的金三角地带,森林密布,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由于鹤岗地区僻远,交通不便,所以开发较晚。鹤岗地区开发始于清末太平沟金矿的开采,太平沟金矿开采吸引了大批流民和商人来此谋生,为后来鹤岗地区农业、林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多,鹤岗地区的村屯逐渐兴起,而兴东道的建立是鹤岗设治之始,拉动了鹤岗地区的开发。

“城镇自治”与“市民社会”:清末州县城议事会——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倡办地方自治。各省遵照先城镇乡、后府厅州县的顺序筹办地方自治,城镇乡议事会遂全面推行。南部县是四川省较早推行地方自治的州县之一,较好地贯彻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于宣统年间成立一城四镇六乡议事、董事会,对南部县改革和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考察州县城议事会筹办、成立及其运行实态,揭示政治近代化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民众向市民的转变与现代市政体制的萌芽,加深对清末城镇乡自治的认知和审视。

改良维艰:清末南部县医学研究会的架构与运行

清末,四川南部县医学研究会在新政背景下设立,以改良医学、交流医术为宗旨并接受地方官府管理。南部县医学研究总会、分会层层隶属、架构清晰、成员职责明确。虽为民间自办组织,与旧县医学、卫生局所相较,在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建设实效化等方面皆有不少新气象,尤其是在考验医士、开展医术研讨方面展现出时代进步性。随着影响力的增大,医学研究会的职能范围逐渐外扩,兼调查审理、施种牛痘、征收灯油费等,反映出民间团体越权过界的机巧性。另一方面,从旧体制中脱胎而生的医学研究会存在贪腐弄权、姑息庸医、转嫁经费、发展滞后等弊端,面临缺乏监督、惩治不力、经费不足、动力不强等发展困境,足见内陆腹地偏远县城的医政治理与改良任重道远。

超越与顺从:清末广东留日女子的时代选择

清末时期,广东不少女子负笈东渡,她们当中有人思想温和,听从父命,亦有人思想进步,勇于尝“新”。在面对国内爆发辛亥革命战争时,不少女子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救国活动与女权运动。但进入民国初年后,因国内局势动荡,这些进步女子受丈夫政见、女权运动受阻等因素的影响,最终淡出了公众视线。在不同时代,她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们在选择中顺从传统或超越了传统身份的禁锢,也在选择中顺从了时代的发展。不论是超越,还是顺从,她们的时代选择共同书写了清末广东留日女子为家国奋斗的历史。

从东盛和债案的处理看清末政府与商会的互动及角色转变

营口商会在原公议会基础上成立,其在成立之初延续了公议会的职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商人利益的维护者、市场秩序及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商事纠纷的裁判者,而政府则极少介入区域经济的运行、管理。东盛和联号倒闭影响空前,牵涉的商家及地域十分广泛,超出营口一地范围,商会职能发挥受限,清政府出于维护地方经济秩序及自身利益的目的参与了债案的处理,处理的过程中政府与商会相互配合,在不断的互动中二者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政府成了区域经济危机处理的主导者、决策者、审判者,而商会的角色则向协调者、建议者、执行者、沟通者转变。

清末民初地方警察制度与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清末民初为改善地方治安、刷新基层政治曾在地方推行警察制度,以此取代保甲团练、胥吏差役等传统基层社会组织与群体。警察制度及其后地方自治的实施标志着国家政权开始全面进入基层社会,力图借助国家权力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重塑基层治理体系。从实施效果看,地方警察不仅无力取代保甲团练、胥吏差役等旧势力,其行为方式与运作逻辑也逐渐与后者混同,形成基层治理的内卷化,旧的治理方式被新的组织所复制和固化。国家权力下移与新型组织的建立并未带来基层治理的进步,治理转型难以实现。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清末新政中的保甲整顿与乡镇巡警建设

近代警察制度的移植是清末新政中国家治理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而县级以下乡镇巡警的建设亦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的制度更迭之中,新式的乡镇巡警制度建立也并非一蹴而就,一贯被目为低效无用的保甲制度在此间又被重新强调。整顿保甲而为巡警之先导,在当时也是乡镇巡警建设的一种折中办法,传统的旧制度资源在新的历史环境之下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调适。乡镇巡警的创设,使得国家权力对于基层社会治安控制的触角得以进一步延伸,参与基层乡镇警政建设的地方士绅在警权扩张的过程中也实现了绅权的扩张,这或许又会形成与官权的另一种内在紧张。乡镇巡警制度的创建和推行也正是现代国家治理在中国生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验对当下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时期湖北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经验教训

针对湖北独特的地理水文环境和历史时期湖北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来具体地考察晚清时期湖北治理自然灾害的情况及对现今湖北治理灾害存在的借鉴要素。利用地方志等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着手,运用历史学、地理学、灾害学等理论来综合研究晚清时期湖北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类型、特点、破坏湖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治理灾害措施等。晚清政府虽然针对境内自然灾害发生的特点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因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为现今治理湖北的自然灾害提供了治理自然灾害必须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科学规划部署,有系统地进行;要建立赈济结合的有效机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经验教训。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 ,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 ,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 ,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 ,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 ,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