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左江流域的城池修筑及差役分配变化——以太平府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太平府城池、关隘的修筑是为弹压左江土司、防御安南入寇,加大明廷对于广西边疆地区的管控力度。而其下辖的流属政区城池修筑进程则较为缓慢,属于“改土归流”以后的延伸措施,亦是开展各项善政的首要前提。城池的修筑对于推动地方开发、移风易俗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诸位兴修城池的知州倍受后人敬仰。明代太平府城池修筑差役的分配变化是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卫所军户的减员,民户与地方衙门成为修筑城池的主力。从明初的卫所军士主导的筑城差役,演变为“军七民三”再至“军三民七”的差役分配模式,并形成地方衙门出办工料、民户与军户仅出力役的协作方式。由于太平府流属政区的编户齐民有限,大部分筑城力役是由土属政区的土民来承担,这又考验着明廷对于左江土司的控制程度。崇祯年间,太平府城池的重新修筑刻意回避左江土司的参与,显示出在国力式微的处境下,地方官员对于土司参与筑城的复杂心态。

“在在皆耕兵”:明后期广西东部耕兵体系的形成

土司制度在明代西南边疆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兵源主要来自土司地区的耕兵是明代广西创设的一种特殊军事力量。明正德、嘉靖之际,由于广西地区募兵政策的小范围运用,来自桂西土司的土兵逐渐进入到既有兵堡之中,并与自明初以来就已经在桂东地区颇为普遍的“招獞防猺”政策相结合,嘉靖九年(1530)最先在桂林形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耕兵创设。随着隆庆六年(1572)古田善后模式的确立,耕兵制度进一步被广西当局所鼓励,广西耕兵体系在桂东地区得以大规模的推行开来。到了万历中期,已经形成了取代卫所旗军、地方民壮最为重要的维系桂东地方稳定的防卫力量,分布于桂东“猺獞”动乱最为突出的区域周边。随着时间推移,大量来自桂西的耕兵在桂东落地生根,渐次融入地方社会之中,并对后世广西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低价管制:清前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食盐运销制度

清初两广盐政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的食盐运销制度是“管制型市场经济”的典型例证。有清以来,广西土司地区原不行官引,民间以“沥灰/酸糟法”代盐,此时也并存着由水客体系供应的价格较为昂贵的食盐。自雍正以来,鄂尔泰、郝玉麟提出了在土司地区进行低价盐供应的设想,并在鄂弥达余盐改革中予以落地,形成了“余盐府销”的特殊制度。该制度一方面实现了低价供应,创设了管制型的市场,另一方面也需要与盐法中其他运销制度相协调,以避免制度内在的矛盾。直至乾隆年间,该制度才趋于稳定,最终形成府运与商运结合供盐的格局。

桂林透江堡文书所见明中后期广西兵堡的建立与运作

传统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疆治理经验,对巩固与发展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少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边疆治理经验直至当代仍有其参考意义。屯垦戍边是古代中国治边策略的重要内容。明嘉靖年间,广西地方官府开始在广西东部的军事要地大量设置兵堡,并招募桂西土兵耕种戍守。要对明中后期广西兵堡的建立与运作进行研究,才能理解其设立经过及其与周边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通过以桂林北部义宁、灵川二县的兵堡设置、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桂林透江堡文书为主要材料,分析相关文书的编纂背景、动机与历史重构的过程,从而深化对明代广西兵堡运作模式的认识。经过研究后可以发现,明中后期桂东兵堡的创设,往往以地方编户与瑶僮人群之间的矛盾为契机,经过官府征剿后,土兵在本地定居成为堡兵,瑶僮的土地成为堡田。这段屯戍历史,在明清易代后仍然为堡兵后代所继续强调。明清广西兵堡参与地方建设与职责调适的相关历史经验,对今日的边疆屯戍政策仍有其参考价值。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元明土司制度的建立,事实上使得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开始由中央王朝掌控,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只有依赖于帝国权力才能维持和参与地方权力的竞争。在这一情形下,中央王朝的宇宙观与象征体系被全面引入该地区,既成为土司维持现有权力的工具,也为土司可能的扩张铺平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似乎也尝试利用新的宗教象征体系将其家族权力与地方社会扣连在一起,但这一结果也最多只能是杜绝其他土司对其领土的觊觎,反而更加强了帝国对广西土司地区的支配。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广西壮族土司制度研究:问题与路向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广西壮族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足值称道。与此同时,研究中的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不断挖掘新史料,创新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应成为今后土司制度研究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加强土司学术研究与地方的互动,不失为今后土司制度研究深入发展的有效路径。

从争土到划界:广西土司辖地问题浅议

从土司内部、不同土司之间、国家与土司之间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时期广西东部和西部土司辖地的取得和变化的不同方式及原因,提出其辖地变化的内涵,从土司本身来说有一个自主、半自主到完全听命于朝廷的过程,从朝廷来说则有一个放任、操控与严控的过程,反映了国家力量不断深入土司地区,完成大一统建构的历史。

鄂尔泰奏折中所见的有关滇南“凶猓”、广西“贼蛮”的治理

雍正时期,鄂尔泰近六年的西南管理使得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得以加强与深入,其直接治理的少数民族对象除了土司首领外,还有普通民众。其中,鄂尔泰奏折中所见的有关滇南"凶猓"、广西"贼蛮"的治理即是一例。此外,鄂尔泰对少数民族民众的治理与对土司的治理同时进行,并且存有差异又互相影响。同时,鄂尔泰奏折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描述直接影响了雍正帝的民族认识。

明代桂西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兼论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发生

明朝廷通过土司而控制狼兵,在卫所制度破坏后,朝廷征调大量狼兵东进大藤峡以维护江道畅通。围绕大藤峡的区位利益以及对安南问题的处置,朝廷与桂西土司、以及土司内部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奕,遂有不同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此即明代文献所见的大藤峡"猺乱"事态的重要背景及原因之侧面。

王朝阴影下的纷争:明初广西土司制度研究

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历史阶段。本文在地方社会发展的脉络下细致地考察明初广西两江地区土司制度建立、发展的过程，揭示地方土司如何利用国家制度实现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利益，并影口向地方社会的变迁。

明代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多重性特征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显著特征:改流具体原因较为复杂、改流开始的时间较早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改流的地方相对较少且成效不大、改流的实施大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改流进程中出现较大的反复性、改土过程存在明显的复杂性及归流结果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壮族土官祖源记忆的重构及其历史意义——以广西思明府黄氏为例

广西思明府黄氏土官从明初即开始重新建构其祖源记忆,到清康熙年间,已基本上将其祖源定格为"狄青部将黄善璋",土官及其属下土民也随之成为"南疆汉人"。这种重构祖源记忆的努力,与土官的承袭和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密切相关。重构之后,思明黄氏土官在族群身份上与中原汉人没有了差别,再辅之以"分封""赐爵"等说法,使其执政与世袭具有了"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巩固土官家族的统治,而且有利于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增强边疆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边疆经略与地方社会——清中前期广西土司地区移民开发初探

清中前期,广西土司地区的移民开发,一方面促进了土司地区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引来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一过程,既是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开发,融入国家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也是清政府的政策未能解决好在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广西土司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的结果。

试论雍正朝广西改土归流

雍正朝广西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采取审时度势、区别对待的灵活策略,给广西土司以莫大的冲击,实现了对土司区的直接管理。重视善后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广西社会的稳定。"以汉化夷"思想的指导,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目标的实现,促进了广西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

清末边疆地区壮族土司社会的个案研究——以广西《万承诉状》为中心的考察

漫长的土司统治是广西壮族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其中以万承土司最具代表性,可以看作是壮族土司制度演变的一个缩影。《万承诉状》中辑录的诉状涉及清末万承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土司欺压百姓、阶级矛盾尖锐及生活在底层的百姓生活现状,是研究边疆地区土司制度和壮族人民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区域民间文献。

试论雍正朝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转变

雍正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改变以往对待广西土司以抚为主的被动之态,主动出击,以改土归流为契机,解决了广西土属区的权力分配问题,将广西土司纳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内,由此也改变了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时好时坏、若即若离的疏远关系,确立了两者之间一种新关系。

明代广西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探析

明代广西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有着多方面原因,宜山县的三个土司政区在设置之后,又划定了各自的政区管辖范围。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是明廷对宜山县治理方式进行调整的过程,不仅对该地的社会稳定与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