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政权·民众——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敌后根据地,对整个华北的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的“革命堡垒”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武装力量的创造和利用上,还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特殊统战关系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敌后抗战的深入推进构建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此外,中共对民众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为在山西根据地创建中实现“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的革命目的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通过武装、政权和民众三位一体的通盘营建和在地化推进,中共一方面能够深入敌后,另一方面又以敌后为基点展开山地游击战,呈现出根据地抗战的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并为战争时期根据地山区社会的重构和再造打开了新的可能。

冷战与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1961—1969)

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的不断增强打破了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国际格局,拉美游击运动登上了冷战的历史舞台,并成为当时第三世界最强劲的地区势力,但最终在双方冷战战略的调整和竞争地位的转换中以失败谢幕。因此,这一时期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是冷战对第三世界地区势力发展影响的典型案例,对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地方军事化”、兵运与红军组建——刘志丹与陕甘红军的形成(1929—1931)

刘志丹创建陕甘红军与“地方军事化”格局密切相关。在陕甘“地方军事化”格局中,乡村护卫组织、民团、地方军阀、省级军阀垄断了地方社会不同层级的军事权力。刘志丹的“兵运”工作就是在这种“地方军事化”格局中动员有生力量,组建红军。但是,刘志丹在民团、地方军阀中的“兵运”工作,由于受到“地方军事化”的负面影响,屡遭失败,最终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依靠土匪、哥老会等社会边缘力量建立游击队。但是这支以社会边缘势力为基础的游击队,受到了陕西省委的严厉批评,最终在内部遭到“整顿”后成立的陕甘游击队,是对刘志丹“地方军事化”策略进行否定的产物。

印度毛派的武装斗争及其成效--兼论印度毛派为何能持久存在

印度毛派运动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它主张通过武装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毛派的重要战略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形成印度中东部区域的"红色走廊"。毛派在其控制区确立独立的司法与行政机构,颁布法律、征税,对拒绝服从者施以严厉惩罚。印共(毛)的最高层是中央委员会,由它统领一切军事活动。印共(毛)成立后,毛派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强化,武器装备水平大幅提升,但它的武器来源是不稳定的。毛派运动的"前组织"特征有助于解释印度毛派在政府的严厉打压下为何能够长期存在。

格瓦拉及其领导的拉美游击运动失败的国际因素

20世纪60年代,拉美游击运动在格瓦拉等人的带领下走向了发展的第一个巅峰,但却在短短的数年内迅速溃败。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游击队主要领袖的罹难,尤其是格瓦拉的逝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然而,如果我们对当时西半球的冷战格局进行考察,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国协同拉美亲美政府对游击队的全方位打击,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游击运动态度的莫衷一是,才是导致游击运动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

国共合作开办南岳游干班的原因略析

1939年2月国共两党在湖南南岳合作开办了南岳游干班,该班是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也是统一战线维系巩固的表现之一。在1939年2月到1940年3月的存在期间,该班培养了数千名抗日游击干部,对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胜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两党的携手合作,研究其合作办班之因便显得很突出。两党基于抵御外侮维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需要、取长补短相互支持的需要、自树形象争取民众扩大影响的需要而合作办班,将对其做一详细探讨。

歼灭战、革命暴力与纳萨尔运动

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纳萨尔派先后在西孟加拉邦的农村与城市地区实施歼灭战和"红色恐怖",号召革命者武装消灭地主、富农和其他统治阶级。歼灭战以小分队的形式开展暗杀行动,试图以此唤醒民众,引导革命走向全面武装斗争。但歼灭战不仅未能充分动员群众,而且将公开的大众组织及其运动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排斥。歼灭战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纳萨尔派在部分地区建立起红色基层政权,但很快在意识形态、战略和组织等方面产生严重后果,并直接招致政府的严厉镇压,这也是导致纳萨尔派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从总体上而言,作为革命策略的纳萨尔暴力是对国家暴力做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