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人事与“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探微

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呈现出的心情有欢愉平和的一面,然而其情感又呈现出些许变化。《归园田居》其二中的“恐”可能是源于自然之变,桑麻的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随桑麻生长,时间也在流逝。《归园田居》其五中的“怅恨”或是源于人事之无常,这在《归园田居》其四中可找到相关描述,结合一些异文分析,可更好地理解《归园田居》其二与其四。诗人携子侄辈漫游时看到别人家园毁灭后的遗迹,经历幻化感后,他的欢乐自得也显得更加难得和珍贵。诗人以尽人事与“返自然”的状态来应对自然之变与人事无常,其智慧达观的方式对于后世的人们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思想体现于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以及诗歌创作。陶渊明的生活呈现了诗化状态,玄学思想落实于陶渊明的生活,形成了诗化表现的特征。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把玄学概念融化于诗歌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的思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接受史研究

从接受史的角度对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进行研究,考察后代读者对陶诗自南北朝至清代这千年接受历程,按接受美学理论,从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这三方面进行论述。陶诗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人接受,这其中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以陶渊明田园诗代表作《归园田居·其一》为例,各代的诗评家对其接受程度并不相同.而对陶诗的接受程度不同也正反映出各代文艺风气和审美趣味的不同。

论秦似的桂剧编创艺术

秦似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引人注目、著述颇丰的作家、诗人、翻译家、戏剧家。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有精深的研究,同时谙熟戏剧艺术,他编创的桂剧体现出浓厚的文学色彩、鲜明的剧种和地域特色、简炼的戏剧结构形式等艺术特色,可以说秦似是继唐景崧、马君武、欧阳予倩之后对桂剧艺术做出较大贡献戏剧家。

隋末李轨、薛举政权考论

本文以隋末河西陇右薛举、李轨两股割据势力为主要内容,阐述了这两大割据势力崛起的背景以及唐平定其的经过,文章最后分析了薛举、李轨割据势力败亡的原因,一期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论湘桂走廊文化生态对桂剧形成的影响

从湘桂走廊的文化生态出发,分别考察了明代以前及明代湘桂走廊的戏剧活动,湘桂走廊的经济、社会发展,湘桂走廊"傩"民俗活动等几个方面与桂剧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以桂剧作为个案探讨湘桂走廊的文化生态与当地地方剧种产生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桂剧的形成是历史上湘桂走廊作为"文化通道"与桂北当地语言、风俗、习惯相交流与结合的产物,桂剧的形成实际上也是我国大多数戏曲剧种形成与发展的缩影。

豦簋铭文“丼五■”新考

孙星衍旧藏豦簋器铭“丼五[木是]”句的释读，学界向有争议。结合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考证：“丼”为一种类似“箪”的食器，今日文中仍保留该字，形音义皆合；“[木是]”为“提”，此处用作量词。“丼五[木是]”即“箪器五提”，是赏赐给豦的五件食器。

朝鲜王朝文士和陶渊明《归园田居》考述

陶渊明不仅影响中国的诗人,而且影响邻国的诗人。考察《韩国文集丛刊》正续编,可知朝鲜王朝文士申钦、金寿恒、李晚秀、赵荣袥、洪奭周、洪仁谟等六家有和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作,这是研究陶渊明域外接受状况的奠基性工作。

桂金贵治疗小儿咽源性咳嗽经验拾撷

“咽源性咳嗽”由著名中医耳鼻咽喉专家南京中医药大学干祖望教授所提出的一种新的病证,以不自觉吭、咯样清嗓动作或者短促的咳嗽,干咳无痰或者黏痰难咯,咳声限于喉间为其临床特征。桂金贵主任在总结前人有关咽源性咳嗽病因病机和治则治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提出“风、热、痰”为该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治疗以疏风清热化痰及宣肺止咳为主,桂金贵主任独到见解及其临床组方用药的特点,运用加味桑菊饮治疗风热型咽源性咳嗽和加味泻白散治疗风痰型咽源性咳嗽,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该文旨在整理、收集、总结桂金贵主任的学术观点及临证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咽源性咳嗽的病脉症治,有利于中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和创新发展。

杞菊当归芍药散治疗妊娠高血压病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应用自拟杞菊当归芍药散治疗妊娠高血压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62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各31例,治疗组采用内服自拟杞菊当归芍药散,对照组口服安定复方利血平片常规剂量治疗;2组均以7天为1疗程,观察疗效。结果:临床疗效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中药治疗妊娠高血压病疗效确切,杞菊当归芍药散对控制轻、中度患者的血压和预防子痫的发生具有与西药降压相似的疗效,对孕妇及胎儿发育无不良影响,提示该方对防止轻、中度妊娠高血压病是安全有效的方法。

多媒体网络教学环境下的素质教育探索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人才 .

评《大定府志》以“矩州语讹为贵州,于是始有贵州之名”的谬误之说

我省清代史学家以宋太祖将最先归附于宋的“矩州”,嘉称为“惟尔贵州”一语,套用黔中称“矩子”为“櫃子”为同一物名这一叫法,于是想当然地演绎为“矩州语讹为贵州”,说成“于是始有贵州之名”起源的出据典籍。笔者认为,史学家们以宋太祖敬呼“矩州”为“惟尔贵州”抬举之词的“贵州”代称,将一部由宋徽宗以“黔南路”军事手段“拓地环二千里”形成的新型区划,始建的一个真正的黔省“贵州防御使”之史统统抹掉,从而导致至今无人破译“贵州”行政区划源于“黔南路”历史源流的断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