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卫所屯田制与贵州地方经济发展: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

明代卫所屯田制自实施后,通过在土地资本、农业技术、劳动力、产权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带动了贵州地方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传播了中原农业先进技术,带来了较为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引进了先进的商业文化、加快了封建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形成,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决了当地军粮供应,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和地方百姓的赋税压力。贵州卫所屯田制是推动贵州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它的实施是贵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高校专门史式地方史教学法探析——以《贵州地方史》为例

高校地方史教学对于学生素质的提升、能力的培养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它可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其学科思维、科研能力,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地方文化、经济建设。专门史式的地方史教学法是以多个专门史进行讲解的地方史教学法。它具有以下特点:突出地方特色,有的放矢;纵深式学习,培养研究思维。

20世纪上半叶香港本土电影研究的发展

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对于香港地区的电影创作及理论研究,通常都独立于中国内地电影理论创作研究框架之外。然而事实上,香港本土的电影学术研究不仅与大陆的电影研究联系紧密,是中国电影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因其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且贴近电影创作,东西文化杂陈,研究视野开阔,又成为中国电影研究体系中最具个性的一环。从电影初到香港并出现相关报刊伊始,历数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出版物、电影研究、理论派别、阶段性特征等,以期描绘出20世纪上半期香港本土电影研究发展的面貌与特征。

中国故事与纯洁童心——论曹文轩获奖的意义与启示

曹文轩荣获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对于世界儿童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但推动了中国故事向世界各国儿童的讲述和传播,也显示了自"五四"以来几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默默耕耘的实绩。获奖一方面增强了国内儿童文学作家的自信,另一方面曹文轩对儿童文学和理论研究的专注精神都会给当代儿童文学以有益的启示。

被建构的历史:当代贵州地方志中的南明史叙述

在历史的建构中,人的思维与意志占据着重要位置。通过对历史进行建构,今人将自己的意识写进历史之中。当代贵州地方志中对南明史的叙述,恰恰正是历史与建构之间的一种复杂反映。编撰者在编写南明史时其实就是对贵州安龙的南明史进行重构,从某种程度上说,被建构了的历史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字里行间,历史建构者的褒贬之意、好恶之感贯穿历史的始终,溢于言表,袒露无遗。

明清时期云贵乡试的地方史地考题举偶

明清时期,略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考试称“乡试”,共三场,分别考“四书五经”“经学通论”和“策问”,但尤重首场“经学”,且二、三两场中也包括很多“经学”成分。从乡试到会试(国考),行之数百年来的考题,特别是首场“经学”题,必然会走向重复、枯竭和刁钻。只有第三场中部分策问考题,多侧重于历史地理、时事政治等,命题和答题也比较宽泛和自由。从明清云南及贵州《乡试录》所载策问中的地方史地考题、优秀答卷和考官评语来看,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大。要求考生具有宽泛的知识,包括考生家乡的史地和政治知识,故较之相对僵化的其他场考题和答卷,更能反映考试的实际水平。

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汉译英模式与实践

本文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功能翻译理论,探讨了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汉译英模式,可用于教学与翻译实践中。研究表明,语篇意识形态和译者主体性是这种模式的核心所在,对其关注对于弘扬贵州优秀本土文化、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译汉教学与实践。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及其巨大传承价值

《贵州儿童文学史》是作者马筑生在刻苦踏实收集材料,认真分析研究多年以后的学术产物。它的成书向人们证实:文学史对于后人的创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和传承价值。不管是中国"灰姑娘型"童话的创作传播,还是谢六逸的童话与孙铭勋的儿童诗歌创作,都一再证明前人的成功创作,对于后人创作具有极大的借鉴启迪价值。所以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对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方国瑜对云南古代地方志目录的研究

方国瑜是云南地方志研究与整理的一代宗师,他对云南方志目录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广博与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他创立方志目录编纂体例,发掘亡佚方志目录,扩大著录范围,不仅为云南方志目录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为后人的地方志研究提供了门径和方法。

地方经验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贵州现象”

20世纪80年代贵州作家凭借极具个性特色的创作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并以丰硕的成果给全国文艺界带来了震撼性的影响,其中小说和诗歌成为当时贵州地域性的文化品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领域的"贵州现象"。"贵州现象"代表了一种贵州本土的文化"态度""视点""立场",表现为一种本土文化精神主体性的建构。同时,"贵州现象"还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的贵州艺术家们通过自身的艺术实践和探索,突破了"边缘"的区位弱势和局限,构建起属于贵州艺术家的审美话语空间,获得了与文化中心乃至世界展开对话的机会。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张新民先生的史学研究之路

张新民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近四十年,在地方志、阳明学、区域史、黔学、清水江学、文献学、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本文对张新民先生的史学成就进行初步总结,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世纪之交贵州仡佬族女作家创作研究

文章主要对20世纪以来贵州文学史、仡佬族文学史进行梳理,探讨仡佬族作家文学崛起所彰显的意义,尤其要探讨王华和肖勤作为仡佬族第一代女性作家,在世纪之交以如此高的起点脱颖而出的背景和原因及其对贵州文坛甚至是当代文坛的影响。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贵州部分订补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所收地方志比较完备,其中贵州方志共141种。该书在著录方面存在一些疏误和遗漏,现就其中的贵州方志部分进行订误补遗。

浅谈地方财经类高校图书馆文史资料特藏室的使用——以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为例

文史资料特藏室是地方财经类高校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书馆的一张名片,也是满足读者需求并实现其价值的一种合理存在。笔者从地方财经类高校图书馆文史资料特藏室的使用角度出发,探讨地方财经类高校图书馆文史资料特藏室的使用问题。

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贵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论

本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详细勾勒了自宋元迄民国贵州地方志各阶段发展的具体面相,认为贵州方志的远源可追溯至《华阳国志》,正式出现则在宋代。元代继续发展,明代基本定型,清代鼎盛而有所提高,民国出现新的转型性变化。大量的地方志乘的修纂,既体现了传统史学顽强保存文化记忆的历史性特征,同时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除了方志自身内部的发展理路外,行政理性力量的介入推动,地方文化意识的自我觉醒,传统士大夫立言不朽的价值诉求,都促进了志乘事业的发展。作为地方性知识宝库的志书文本,其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政治之隆替,文化之盛衰,经济之荣瘁,民生之忧戚,均可依据相应的方隅区划考而得之。

论“四夷”称谓的变化

我国先秦时期,华夏统治者往往将公布于祖国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称为“夷、蛮、戎、狄”,有时也将其中的某一称谓与方位概念联系起来,如“东夷”、“西戎”、“北狄”之类。不过,当时不但尚未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而且就是某一称谓与具体方位的联系也不固定。如《孟子·离娄》既称舜为“东夷之人”,又称周文王姬昌为“西夷之人”,又如《诗·小雅·出车》虽将西方的民族称为“西戎”,但《书·仲虺之诰》又将其称为“西夷”,至于“蛮”在先秦文献中,从未见将其与“南”联系一起,而称“南蛮”之例。可见,当时所谓夷,蛮,戎,狄,都只不过是中原华夏统治者对周边其他民族的泛称而已。只是到了秦汉以来,为适应封建大统一需要,才将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的具体方位联系起来,逐步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使这些称谓具有具体的方位性含意,而且这些称谓也逐步被赋予了歧视、侮辱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