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谱系的困难——以《穀梁传》的“传曰”为讨论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面对预想的现象、状况、发展规律无法从稀疏的数据中推导出来的困境。早期中国许多“书”(假如已成文的话)往往欠缺实物或者环境证据。《穀梁传》中,共有9例“传曰”。如何理解“传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按照字面意思来说,“传曰”仅意味着有一个文本被称为“传”,有别于《穀梁传》。读者不知道谁是它的作者,也不知道它是否已成文。然而,一些学者不接受这个有限的理解,努力通过“传曰”的诠释来建构《穀梁传》的学术谱系。钟文烝认为“传”是“七十子杂记之书”;在廖平的诠释中,“传”被追溯为子夏《大传》,由《公羊传》《穀梁传》学者阐述。这些论点存在谬误。只凭某些权威说法来推导演绎关系,不是合理的做法。

论刘敞散文对《穀梁传》思想的接受

刘敞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春秋学者、文学家。他对《穀梁传》的研究颇有建树,其散文创作在思想上也受《穀梁传》的影响。刘敞部分散文的观点、论述理路全同《穀梁传》,其散文常以《穀梁传》观点为基础深入阐释、生发新意。另一方面,刘敞散文多受《穀梁传》影响或立论或驳论。其散文创作对《穀梁传》思想的接受产生了深刻影响。

《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基于原始儒家与春秋学的对比

“崇让”是《春秋》的重要义理,但在此问题上,“三传”和《论语》《孟子》《荀子》看法各有不同。《公羊传》共提到七位“让国者”并热情赞扬他们,而《谷梁传》对其中六位进行抹杀,并贬低事迹仅存的隐公。《公羊传》近乎无条件地支持“让国”“让天下”,和《论语》思路最为接近。《孟子》支持“让国”“让天下”,但附加了考察条件。《荀子》允许“让国”而反对“让天下”。《谷梁传》则一概否定。其原因应在于“让国”挑战了《谷梁传》所重视的“尊卑”制度,因而消极处理“让国”是《谷梁传》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比,《谷梁传》解经主旨远离原始儒家的结论也越来越清晰。

鄂尔多斯盆地盘古梁地区长6_1层段沉积微相研究

从区域地质背景出发,通过层理构造、岩石颜色、粒度分析、颗粒结构、测井相以及单井相的综合分析表明,鄂尔多斯盆地盘古梁地区长61层段主要为河湖交汇区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体系,物源方向为北东向。研究区内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河口砂坝、水下天然堤、支流间湾微相。水下分流河道及河口砂坝有利储集相带是油藏形成的地质基础。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传》与中国小说

《谷梁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于它对中国小说史的影响,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从小说史的视角看,《谷梁传》主观讲述式的叙述模式;引人入胜、因果分明、不受历史事实局限的叙事内容;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生动性,甚至运用艺术想象的叙事艺术;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许多方面都对后世小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廖平“谷梁学”体系研究初探

《春秋》三传之中,以《谷梁传》发展最为沉寂,虽然代有传授,却终未成为"显学"以行世,晋元帝称其"肤浅",梁启超谓之"微微不足道",历代评价甚低。然揆诸史实,清代中叶以后,"谷梁学"迎来了继西汉、隋唐之后发展的最高峰,在文献类型、种类、数量等方面,清代"谷梁学"呈现出井喷态势,而廖平"谷梁学"作为一种新的经学研究范式,它以遵循鲁学师法、家法为原则,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旨归,以"尊孔尊经"为基调,以"素王"说作为理论内核,系统总结出了14类书例,是一个内涵清晰,理论完备的经学体系,成功解决了"谷梁学"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问题,使其成为能与"公羊学"、"左传学"比肩的专经之学。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还是从体系完备程度和所涵盖的范围来看,廖平"谷梁学"所取得的成绩在清代谷梁学者之中,无人能出其右,成为谷梁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明珠。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贤与得众——《穀梁传》“卫人立晋”释义

因为根深柢固的历史原因,"贤"往往被视为才德兼备之人,任用和晋升他们是所有领导的重要工作。然而《穀梁传》对"贤"的涵义和指涉,有别于此。传中对"贤"有各种用法,其中一种条件是强调"得众"的能力。卫宣公是"恶",但却被称之为"贤",仅因他得到"众"的拥护。在诠释"卫人立晋"的经文上,《穀梁传》阐述一种独特的"贤"的观点,值得仔细考究和澄清。

论《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农业经济思想。《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农业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穀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一个国家要储备九年以上的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穀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穀梁传》重要的农业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各得其所。《春秋穀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以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春秋笔法及其在《左传》中的运用——以“故仲子归于我”为例

"仲子"是解开鲁隐公和鲁惠公、鲁桓公之间微妙关系的重要人物。《左传》中"故仲子归于我"一句所涉及到的正是鲁惠公、仲子、鲁隐公和鲁桓公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同时,这一句用语巧妙,意义深远,包含了春秋笔法的运用。以"故仲子归于我"为例,深刻探讨春秋笔法的具体含义和运用。

简论《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包括救灾思想、救荒思想、救国思想、救民思想四个方面。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社会的健康和稳定。这是《穀梁传》的大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公》解《穀》之谬——近代经学史上一个被忽略的片段

随着晚清经学研究的发展,许多学术标签被用来形容和归类过去某些历史文本。其中一者是所谓的"今文"和"古文",当时不少经师咸以为今古文之别,是把经籍有效地划分范围,而被归入某一类范围的东西往往被视为有较相似的成分。《穀梁传》和《公羊传》明显被划归"今文"的范畴,因此它们在这一标签下也被当作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的文本。一些经师在诠释《穀梁传》的文本时,往往倾向于采用《公羊传》的观点,而无视二传的差别。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以《公》解《穀》的做法不曾得到认真批判,而且持续存在。

宋文对《穀梁传》的接受

"春秋三传"之中的《穀梁传》,作为圣人经典之一在宋代又重新受到重视。在宋代疑经惑古思潮的影响下,宋代"榖梁学"也较前代有很大发展,出现了研究《榖梁传》的专家,如孙复、刘敞、孙觉和叶梦得等人,同时注重《榖梁传》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榖梁学"的兴盛是宋文接受其影响的重要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宋文对《穀梁传》的以人为本、重议论、设问句式、虚字运用以及清婉兼峻厉的风格有不同程度的接受,直接影响到了宋文关注现实、民生的现实主义特色,形成了宋文既简洁明快又摇曳多情的行文风格。而这种接受对经学和散文的发展以及深入研究都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主要包括宋文对《榖梁传》的接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宋人由道及文的治学理路,直接影响到宋文峻厉的文风以及为宋文风格形成找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源头等方面。

民国时期《谷梁传》研究的特色

民国时期,杜钢百、蒋元庆、张西堂、李源澄、戴增元等学者围绕《谷梁传》的作者、师承、真伪、义例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杜钢百否定宋代学者“谷梁氏”为“姜字切韵脚”的“姜姓假托”说,推定“谷梁”应为“卜商(或孔商)之转音”,《谷梁传》作者为卜商(子夏)。蒋元庆、戴增元不仅否定前说,还否认谷梁氏“受经于子夏”,应是“源出子夏之门人”。张西堂从体例、文辞、义理三个方面,将《谷梁传》与《公羊传》进行比较,认为《谷梁传》非《春秋》真传,否定《谷梁传》传经;李源澄则肯定《谷梁传》解经义例的独特价值。民国学者研究《谷梁传》,强调依靠史料证据解决问题,反对前代学者悬揣、意度及捕风捉影等治学弊端,体现了历史主义特色,具有现代学术典范意义。

清初人物版画杰作《无双谱》鉴赏与评介

中国木刻版画历史悠久,据已知的史料证明已有1100多年之久。明末清初,木刻版画步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无双谱》是清初乃至民国流传较广、不断被翻刻的画家与刻工合作的人物画册,造型生动传神,刻工精美,其艺术价值在版画史上不容忽视。

论《春秋穀梁传》的文学剪裁

《春秋穀梁传》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大程度上关注于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人及其心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决定了它的剪裁不是仅仅关注于事件本身,更关注于事件与人的关联,从而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春秋穀梁传》不像《左传》绘声绘色地渲染气氛,好奇博采以追求故事情节的丰富、生动、曲折、离奇,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人物的形象逐渐变得生动丰满。《春秋穀梁传》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娓娓而谈,以简练清晰的白描笔法描述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对人物的语言、行动、细节的描述,突出表现人物的心性特点,从而也使《春秋穀梁传》的人物形象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与《春秋左氏传》不同的艺术风格。

大义《春秋》与微言《春秋》——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析论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是康有为春秋学的重要著作,其以考据的形式注解《春秋》,试图还原“未修《春秋》”的面貌,探寻孔子笔削之迹,分别探求孔子口说的大义和微言。该书将《春秋》分为鲁史原文、孔子笔削、《春秋》义、《春秋》微言四本,提出以经文为代数符号及“一字代一式”的解经方法。该书将“大义”归于《公羊传》《穀梁传》,“微言”归于董仲舒、何休,并与“三世”说相嵌套,不仅在《春秋》的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开拓,更以“三世”说为核心融会公羊诸说和各家异说,通合古今中外,为春秋学思想的发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穀梁春秋》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穀梁春秋》主张尊天子和尊周,以会盟的方式,由大国以周天子的名义解决诸侯国之间的争端;《穀梁春秋》主张诸侯国之间互不侵犯,通过深察名号以明尊卑等级;《穀梁春秋》主张避战维和,诸侯国间交往要以诚相待;《穀梁春秋》主张以华变夷,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以人为本。

3-9世纪“春秋学”的整合与蜕变

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的六个世纪里,儒家经学在少去了汉代利禄政治的喧闹环境下平静而自在地发展,"春秋学"表现尤为典型,它经历了恢复与发展、分离与整合、创新与蜕变几个不同的阶段。特别是中唐时期啖助等人颠覆汉魏注疏之言,舍传求经,创"新春秋学派",为唐宋儒家文化的复兴开启了思想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