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与郭象动静观和变化观之对比分析

僧肇是魏晋时期借助老庄玄学语词解释佛教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论作《物不迁论》中有大量关于“动静”问题的论述。在僧肇之前,许多玄学家也对“动静”问题十分关注。其中,郭象的“变化观”源于其“独化自生论”,并与其“名教即自然”的观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郭象独有的玄学理论。僧肇在讨论“动静”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和句式与郭象比较相似,但是对于僧肇而言,“动静”问题本身就是僧肇中观般若学论证过程中的一个切入点和论证手段。通过对僧肇和郭象的动静观与变化观的讨论,能清楚地看到僧肇、郭象二人看待动静问题的不同视角,以及论及动静问题的目的之差别。

郭守敬“实学”文化窥略

蒙元统治者重视天文、水利、医药等实学,轻视儒学,中断科举八十年之久。元代知识分子“顺应天时”,专注于“实学”。北方地区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术数家群”因“实学”成就非凡而备受器重,郭守敬可谓“实学”集大成者。在酌古宜今的利国利民思维、水利综合治理、亲身实践、重器物及轻说教等方面,郭守敬都有“实学”文化体现。随着元代中后期继续开科取士及明清科举盛行,实学日趋式微,郭守敬不被推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背景下,社会上大力推崇科学技术,“实学”文化大行其道,郭守敬再次声名鹊起。长时段考察郭守敬“实学”的文化影响力,有助于认知中国近世的文化变迁。

兰州方言的最早文献

本文认为直接讨论兰州方言的最早文献当为清光绪时兰州人张国常所著《重修皋兰县志·方言》,介绍了张氏简况及写作体例,揭示了其“又案”透露的方言信息,对正文所涉及的30个方言词逐一解析,指出了它们的发展演变情况。

龙江医派著名医家黄国昌处方哲学

黄国昌先生是黑龙江省著名中医学家,学验俱丰,从业四十余年,擅长治疗多种内科疑难杂症。黄国昌先生在漫长的行医生涯中潜心研究阴阳和谐圆融之道,其医道思维及处方风格甚颇合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本文在分析黄国昌医论医案基础上做出提炼总结,重点呈现黄国昌先生"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处方思想。

王国维美学转型的历史考察

学界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研究已有很多 ,但多数研究者只将目光放在王国维身上 ,不能将王国维放在近代美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关注 ,忽略了王国维前后的一些重要美学家。笔者认为 ,要清楚地揭示王国维美学在中国传统美学近代转型中的价值 ,稍前的常州词派诸家及同时的陈衍、梁启超等人的理论无疑应成为重要的参照系。

郭象玄学与中国山水审美的独立

在郭象之前的儒家象征式山水观、道家非对象性山水观、魏晋情感化山水观中,自然山水要么统摄于主体的精神境界而受到忽视,要么纠缠于物物的因果链条而受制于他物。郭象的"自生独化"说在解构事物外在生成论的同时又把事物自身的性、理作为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从而使具体事物之性、理与形皆获得了独立性价值并因此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郭象的"自生独化"自然观经由东晋"以玄对山水"观念的推动,使得山水本身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主位对象而进入人的审美视野。可以说,郭象"自生独化"说是中国文化上自然山水之美获得独立的根本原因。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

在三国之吴国，吏是封建政府控制，身份地位低下，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他们耕种“限田”，缴纳“限米”，又佃种零星国有土地——“二年常限”田等，缴纳“税米”或“租米”。二者是有区别的。诸吏身份地位低下，并在律令中有所体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目前所见到的走马楼若干简牍，特别是《田家》中州吏在嘉禾四年、嘉禾五年间“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亩租额的变化，恰恰向人们展示了诸吏特别是州吏身份地位低落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发交曾国藩“悉心察看”到关怀成才——读《曾国藩全集》之日记、书信中与黎庶昌有关的内容后

黎庶昌上皇帝书,受到朝廷重视,降旨交曾国藩对黎庶昌"考核",以便今后重用。在曾国藩幕府,黎庶昌直接得到曾国藩教诲。从《曾国藩全集》中,记录与黎庶昌有关的日记及来往书信,可看出曾国藩对黎庶昌的培养。在曾国藩的关怀提携下,黎庶昌成熟地步入仕途。

简析《长恨歌》、《欢喜国王缘》、《优陀羡王缘》故事之异同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欢喜国王缘》变文的故事原型是《杂宝藏经》中的《优陀羡王缘》,又据陈允吉先生考证,《长恨歌》的大部分情节内容是在附会变文《欢喜国王缘》的基础上形成的。本文尝试分析这三者间的故事异同,力求呈现出从佛经到讲唱文学再到文人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演变轨迹,从而有助于交叉学科的继续研究。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对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左传》《国语》引《易》类析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二十二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侵略活动述论

关东军是日俄战后日本驻屯于"关东州"及南满铁路沿线军队之总称,1919年4月正式成立。关东军的发展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作为日本侵华的急先锋,关东军在东北收集情报,收买土匪汉奸,颠覆、破坏中国内政,先后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件。

媒体动员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以2011年以来的中国红十字会事件为例

通过制造或介入公共事件,媒体动员在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中被视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但是,以2011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遭致的一系列公共事件危机及其组织变迁为例,利用多源流理论对政治系统内外结构的分析却表明,媒体动员只是在问题流环节发挥着问题识别、舆论批评、框架整合与国民情绪酝酿的作用,而在替代性备选方案形成、政策企业家推动等制度变迁的核心领域则并无效能。因此,媒体动员在制度变迁中只是发挥着"社会喉舌"的角色,而不能过于夸大或过分乐观。

《中国丛书综录》误书《东事书》的作者

《东事书》是一部记述明代经营辽东的史籍。《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野史集成》著录该书作者是郭淳,与事实不符。根据作者自述与其他相关材料的记述,该书的作者实为郭渴而非郭淳。

从共产党党员到国民党党魁——浅析蒋经国政治思想演变的原因

通过研究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经历,从其所受的儒家教育、赴苏联时的年龄与阅历、理想化与“罗曼主义”化、苏联当局及王明等人对其不信任态度、国民党的本质等五个方面,分析了蒋经国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

郭象《庄子注》易学思想蠡测

郭象的两则佚文对易学思想多有融摄,其《庄子注》中也有不少用语与《周易》相关。不仅如此,郭象《庄子注》的"性命"、"变化"、"动静"观亦取资于《周易》。今后的易学研究亟需关注那些与郭象一样把易理融入生命并深深隐入其作品中的思想家。

越南黎朝郑主时代华人身份转变与认同

17世纪明清政权交替,大量华人奔赴越南,为黎朝的南阮北郑两方政权接纳。南明政权灭亡后,阮主政权将“大明国”人编户齐民,设“明香社”管辖。由于郑主一方无强制规定,使得华人在黎朝能够继续使用“大明国”人的身份,并在宪庯以此身份参与本地人的公共活动。随着清商的到来并参与宪庯本地事务,又因黎朝本国亦自称“中国”,明清华人适应并遵从黎朝郑主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北国”人的集体身份为越南官员建祠立碑,但这并非明清华人的政治和文化认同,而是权宜之策,在不需要进行公共事务合作的情况下,则回归身份与认同一致的“大明国”和“大清国”人。产生于本国历史政治环境中的“北国”人则逐渐成为黎郑时期对明清华人的他称。郑主时代越南华人由“大明国”人到“北国”人的身份转变,展现了中国剧变时期海外华人不得已之下集体身份的选择和变动,其政治与文化认同也随之发生波动与改变。

中国近代外交家黎庶昌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出身廪贡生,初从学于莫子、郑子尹,后为曾国藩幕僚。历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的参赞、出使日本大臣,为中国近代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曾国藩的科举观

在曾国藩看来,考取功名虽然意义重大,但科举仅仅是跻身官场、光耀门庭、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的重要手段;若想取得科场成功,须得潜心治学、用功读书,且读书人对待读书治学一定要葆有认真勤勉的态度并苦下功夫;科场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命,人力奈何不得;科举固然重要,读书人还是应该将进德、修业两件事作为毕生坚守的事业,以提高自身的修养,最终达到孝悌、文章和功名的有机统一。

吴其昌古文字研究与二重证据法

吴其昌很好地继承与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使之成为自己从事古文字研究的理论支撑和取得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