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题解释读

“相和歌辞”是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的重要部分。郭氏往往在各曲调名下撰写解释、说明的文字,其中常引录南朝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一书,而《古今乐录》又常引述晋朝荀勖、南朝宋张永、齐王僧虔的著作。由于这样辗转引述,且《古今乐录》及其所引的著作久已不传,故今人阅读时颇感困难。本文即对郭氏所撰写的“相和歌辞”的若干题解加以分析,并得出了某些比较重要的结论。

新乐府名义辨析

“新乐府”一称,不仅在当时有其强烈的时代涵义,而且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定背景下更被赋予了特定的理解,因而其本来面目反渐趋模糊。时至今日,它已成为有待辨明的含混而复杂的概念。为厘清新乐府与元白诗派的成立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先对其名义作一界定。而对新乐府名义的辨析和界定,需要结合乐府诗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在唐代的新变),既要以元白等当事者的阐说为核心,同时又不能忽略对郭茂倩等后代乐府研究者意见的比照参考。所谓新乐府的“新”,需从四个方面的约定性上加以界定;从这四个方面的约定性上,可以将“新乐府”一称由最广至最狭划分为四个层次。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