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

郭沫若晚年佚作中,提到"大寨"的有两处。"大寨"不但没有绝迹,反而贯穿了郭沫若的晚年。沿着这一条线,从中我们可以窥测出1966年到1978年间中国社会的政治决策历变,也可以发现郭沫若对于"大寨"所指涉的更深一层含义的自觉追随和自我回归的心态历程。

郭沫若:建国后儿童文学的护航人——以“十七年”期间《人民日报》为参照

《人民日报》作为建国后最具权威的机关报,集中性地传达中国政府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作为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却在此时期此报刊上频繁强化"儿童文学",这一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不仅仅是郭沫若借重《人民日报》所具有的官方舆论媒介价值来履行自我职责,更潜藏着郭沫若充分尊重儿童这一群体,并通过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创作观念警示文艺工作者要随时注意内在修养,进而试图借力使力地通过《人民日报》向高层权威传递他本人对当下体制和世风的理性反思和敏锐警觉。由此,透过儿童文学护航人这一角色,郭沫若被学界定位成"侍臣文学领头人"的论断将有待商榷。

试论郭沫若晚年民族主义情结

1966年到1978年郭沫若由一个文学闯将转变成党喇叭,这一角色转折使他的晚年蒙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对于郭沫若晚年的这一转变大多数的研究者多从当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氛围着眼,即采用由宏观到微观、由整体到个体的研究方法,难免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容易滑向政治化对个人隐性遮蔽的泥淖。本文从郭沫若晚年佚作研究出发,发现晚年的郭沫若不管是政治活动还是文学研究,都带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民族主义情结,对内以敬佩以毛泽东为典范的领袖,响应国家和党中央关于农业、工业、科技现代化的政策和决定,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发掘并传承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对外积极声援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由此可见对民族主义的认同是窥测晚年郭沫若人格嬗变的一个窗口。

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拾补四则

在整理和翻阅郭沫若晚年文学的佚作,与冯锡刚的《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进行比对时,发现冯本(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的简称)与郭沫若的原作出入若干,因此就目前发现的四处错误做了比较准确地考证,以期对郭沫若的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