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族化:郭沫若早期戏剧的承启功能与史学价值

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戏剧作为中国戏剧变革的时代样本,与《新青年》派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和“国剧运动”共同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转型,同时承接了20世纪30年代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戏剧与40年代革命戏剧民族化运动,投映出中国戏剧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裂变与融合的复杂过程。着眼郭沫若早期戏剧创作文本,梳理世界浪漫主义戏剧演变历程,横向对比郭沫若中国浪漫主义戏剧与西方浪漫主义戏剧的不同及对后者的超越,进而纵深剖析郭沫若早期戏剧对中国20世纪初至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贡献,探寻郭沫若早期戏剧对不同时期戏剧运动的承启功能,挖掘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史学价值。

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过程考论

南昌起义爆发前夕,郭沫若正随军北伐,任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其时他已经扯起反蒋大旗,并对张发奎未能东征感到失望。待南昌起义爆发后,郭沫若第一时间要求参加。郭沫若提出的理由较有策略性,再加上张发奎一向有“倾向共产党”的态度,遂得成行。1927年8月3日,郭沫若从张发奎的部队中出发,与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等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历经波折。对于这段历程同行人员后来的回忆差异较大,目前各种研究文献对此事件的描述,矛盾与模糊之处也甚多。综合分析围绕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客观”复原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同时也能看到,事件“主角”的回忆比旁观者的回忆更加可靠,其中对历史细节回忆和描述最为详细的史料价值最高,自传式记述往往又比口述历史更可靠。

“从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郭沫若的诗美学范畴及其历史美学逻辑论析

与鲁迅给现代新文学带来的悲剧性审美体验不同,郭沫若给中国现代新文学与新诗带来了崇高的审美体验。崇高在近现代的凸显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状态的表现。在新诗美学史上,郭沫若的诗学贡献和开拓性就表现在其诗展现的崇高美的美学范畴上。郭沫若的"雄浑的大诗"凸显的崇高美学范畴,标志着中国文学由"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的美学转向的成功实现。郭沫若引领的这种美学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美学逻辑。这种逻辑决定的诗美发展路向的拓展,使《女神》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真正的诗歌正典,也影响了诸如殷夫的政治抒情诗、《义勇军进行曲》等其他一些新诗正典的美学取向。弄清郭沫若的诗美范畴、个性及其美学逻辑,对于认识新诗及其审美创造、对于纠正在《女神》理解上的错位现象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历史考古与美学阐释——以郭沫若青铜器研究为例

郭沫若在广博深细的历史考证和文字训诂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审美对象,涉及不少与中国美学史、艺术史有关的重要问题。郭沫若以历史学考据和文献学注释为特点,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进行美学阐释,为先秦美学史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的建构——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郭沫若一生崇儒,他对儒家文化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确立了原儒的基本精神为“动”的精神。从五四到抗战,郭沫若根据时代的需要,围绕儒家“动”的文化精神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其阐释体现了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建构的轨迹。

郭沫若抗战史剧奉献的救国策略

既遵循艺术创造的规律,又强烈地干预现实,这是戏剧文学的神圣使命。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便具有这种优秀品格。它利用历史与现实的相似点,营构戏剧冲突,成功地表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三大政治任务,即外反侵略争国权,内反专制争民主,坚持抗争反投降。由此,郭剧称得上“艺术的抗日救国策略”。

眼前有景君须道,或分秋色未可知——略论黄维若的历史剧《屈原》

黄维若的新作《屈原》与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屈原》同名,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既受制于二人所秉持之历史剧创作理念,也与各自所处之时代息息相关。郭作失事求似,借古讽今,大抵不出古典主义戏剧范畴;黄作则依托史实,反思历史,有更多现代戏剧表现技巧。通过比较两部《屈原》之异同,或可为当下的历史剧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历史研究》的创办及相关史实辨析

《历史研究》杂志的创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实际举措之一。杂志编委会成员的组成,是综合考虑了学者的学术资历、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研究领域、所属部门、年龄段等多种因素而确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思路。在杂志创刊后的若干年中,其理论性研究和史料考证相结合的办刊方针得到了贯彻实施。《历史研究》成为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郭沫若史剧人物塑造的性别特征

写人即刻画人物性格,是文学的中心任务,也是戏剧的重要工程。女权主义文论主张,写人必须显示性别,人具有"双性特征"。郭沫若是女权主义的赞同者,他的历史剧在塑造人物方面,具有鲜明的性别特征,具体包括两大类,即刻画单性主导型男女人物,刻画双性显著型男女人物。这种以性别为纲刻画人物性格的工作,总体是成功的,也有少量失误。

异曲同工 各呈其妙——郭沫若、阳翰笙历史剧创作思想比析

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川籍重要剧作家。论文选取二人于抗战时分别创作的“战国史剧”代表作《屈原》,和“天国史剧”代表作《天国春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人的创作意图、创作方法、历史观、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异同。

回归本相:郭沫若研究存在的问题、挑战与可能

郭沫若研究在郭沫若的政治身份与学术表达的政治限度、道德眼光与道德评价、史料的匮乏与辨伪、通识眼光等层面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也潜藏着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回归历史本相,是郭沫若研究实现突破的最重要支点。

革命性与学术性交融:郭沫若的学术研究特色

郭沫若是近现代以来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旗手"。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是融合中西古今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奠定了求真与致用统一的学术研究"范式",凸显了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学术特色。

郭沫若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育

郭沫若是新中国初期历史教育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他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史学工作者自我教育和社会大众普及教育的双重目标;领导和参与创建了中国史学会等史学团体和机构,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和组织支撑;奠定了历史教育的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原则;通过历史理论的传播、历史剧的公演对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历史观念塑造发挥了重要影响,践行了自己的历史教育理念。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新中国初期历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历史教育的时代转向,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并且对此后的历史教育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述”的谬误——论《屈原》的发表与“弦外音”的发现

在宏大历史书写下,历史剧《屈原》的"细部"发掘以及相关史料的甄别与考辨工作还十分匮乏。《屈原》的主题并非不证自明,而是"联想多于影射",容纳着可供多元阐释的空间。在历史重述中,《屈原》的主题被日益简化,在彰显鲜明斗争性的同时,也遮蔽了特殊历史语境下历史剧创作的隐晦性与策略性,《屈原》蕴藉深意的政治主题,正是在国共双方的博弈中得以最终凸显。

在记忆与反思中守望文学——论流亡时期诗人郭沫若的自传写作与理论思考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除写作大量历史学、古文字学著述外,其文学创作及著述也相当丰富,其中自传的写作是最主要的方面。郭沫若自传的最大特点是在落笔时就力图从个人经历去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脉搏跳动。除自传外,小说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著述亦值得关注。由1935年到1936年多篇历史小说结集的《豕蹄》成为他该时期文学创作的代表,而伴随着《豕蹄》的创作,郭沫若也形成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理论——关于"典型"的理论。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脱却了从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去机械搬运理论主张的方式,贯注着个人深入独到的思考,成为他后来形成系统的历史剧创作理论和关于悲剧的美学理论的前奏。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政治意图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国统区出现了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嫈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具有一种历史的悲壮美,彰显了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鼓舞和教育了广大人民,实现了艺术审美与政治宣传的完美结合。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最根本的变化，便是人的观念的不断发展。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形式，丰富了百年中国的人的文学。“五四”时期，他高扬个人主义的旗帜，追求人的自由和自尊，这是与外来文化的刺激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其人学意识则分化为两股潮流，即人性人道意识和民族意识。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退化，其主要原因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否定。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创作的情感体验性原则

基于文艺的情感本质认识,郭沫若在抗战史剧的题材处理中,特别强调了情感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题材处理的原则,即情感体验性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在他的抗战史剧题材处理中,普通生活情感体验、"革命受难"压抑性情感体验、文化战斗激情等情感因素对史剧题材处理有着重要意义,对他史剧的浪漫主义风格形成也起到了根本作用。对于这一原则,郭沫若在他的史剧创作理论中将之总结为"兴"的史剧创作方法。

历史内需与文化过滤——试析郭沫若的席勒接受

郭沫若虽然被文艺界公认为"中国的歌德",但是,他是席勒戏剧的重要中译者,他的早期文艺思想、叙事诗创作、史剧创作都接受了席勒的影响。从留学日本接受席勒"游戏说"、艺术分类法、仿写《手套吟》,战争年代译介《华伦斯坦》、学习"席勒式"戏剧创作手法,到建国初期修订与重新评价《华伦斯坦》,郭沫若的席勒接受并非孤立、偶然的文学现象,它突显了中国时代精神的变迁,是社会现状、时代环境对外来文化热切的内在需求。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学术个性之比较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具有坐标意义的学者。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均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与他们的个人气质、经学倾向、求学经历、政治观点等,均有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