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楚辞《国殇》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文学翻译的翻译方向影响了译者"为何译"、"为谁译"和"如何译"。阿瑟·韦利和杨宪益、戴乃迭是中国古典文学译入与译出的先驱人物和杰出代表,论文以阿瑟·韦利和杨宪益、戴乃迭英译《国殇》为例,通过比较译者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翻译方法和文化策略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方向对译作的生成以及译文接受产生的影响,为当下中华文化"走出去"大形势下理想的译者模式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国殇》《礼魂》和楚国战争失败罪

夏、商、周和楚国有军事法。既然有军事法,可以确定当时的楚国有战争失败罪,说明《国殇》不可能用来祭祀战争失利或者战死的将士。根据《九歌》的属性和具体内容来判断,此诗应该是纪念楚怀王的礼乐作品。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陈泽东医著两种研究

陈泽东为20世纪最初40年天津市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为传授岐黄学术办学授业,他一直谆谆教导学员努力研习中医经典,本人更是倾其心血整理、加注并出版了一系列经典医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陈泽东两部医著《国医伤寒课义》《温病讲义》进行研究,指明陈泽东结合教学需要阐释伤寒,深入浅出,重构体系且经注分明;论温病审证求因,堪透病源,治疗温病师法前贤又不囿于旧说,处方用药重视调理脾胃且用药轻灵。

创调与流变:浙派古琴曲《禹会涂山》本事考辨

《禹会涂山》是浙派琴人毛逊(敏仲)所作,始见于《神奇秘谱》,在现存明清39种琴谱中都有刊载,是浙派琴曲的代表作品。琴曲以口传历史事件“禹会涂山”为创调本事,通过禹大会诸侯、各国朝贡之盛况来颂咏宋德。在流传过程中,毛逊改曲名为《上国观光》,打算献曲于元世祖以求取功名,未果而卒。明代琴史资料皆普遍淡化甚至隐瞒了这一事实,体现了“为贤者讳”的意图。

试论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商王朝是一个由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臣服的方国共同组成的奴隶制国家政治统一体。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祭祀、军事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 ,这些表现又有着鲜明的的特点 ,如原始性、非对等性、不稳定性等。

《三国志》新考辨

考证《三国志·董卓传》、《刘表传》等篇中10处记载不确切和传抄讹误的地方。这些地方涉及到职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地理等,有些还关系到对整个文本的解读。

姜尚故里问题综合研究

近年来随着区域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上古历史名人故里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由于记载简略,上古名人故里研究普遍存在一个如何研究以及如何摆脱东汉以来方志附会名人故事影响的问题。通过姜尚故里问题的讨论可就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姜尚故里的说法有六七种之多,在分析了三种主要说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上古淮河中游地区存在一大湖海,曰"海""淮海""淮极"等,以及这个海的西北部新蔡、临泉一带商末至春秋中期一直有一吕国存在,指出姜尚本此吕国之人,此论符合早期文献说其为"东海上人"、熟悉"江淮大贝"、氏出吕国及家于姜寨(镇)的传说。

试论《商君书》中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思想

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大转变的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政权 ,一些政治思想家力主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生活 ,宏观管理的理论模式———国家控制论应运而生。讠乇名商鞅所著的《商君书》则是这种理论模式的代表作之一。

好古与忠信:先秦儒者子张与申祥的威仪从政论

子张之儒,是先秦儒家重要一派。他们重视历史,因此看重《尚书》,对于其中所记载的古圣先王之身体威仪亦尽力模仿,其"禹行而舜趋"的外在表现,亦可看作是对孔子"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善人之道"的身体力行。子张之后,其子申祥(颛孙子莫)成为该派儒者之主要代表,他把子张的从政君子威仪修养论概括为"执中",并主张君子有"三去",强调从政君子之修养不仅要"摄威仪",更要"主忠信"。这与"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三篇文献将"忠信"凌驾于"仁义"之上的学理倾向若合符契,我们认为这三篇文献可以归于以申祥为代表的子张后学。

医学与政治的对话:基于“上医医国”的考察与研究

“上医医国”在源头上是诸子文化与医学互动的产物,这一理念自先秦至当代,在不同的时代演绎出医学与政治互动的华丽画卷,凸显了医者对治国的道德责任。行医与从政在“仁”的价值层面、“防”的方法层面、“治本”的目标层面和“精诚”的明德层面上有高度的契合.道医以帝王之师的身份,借“无为”之旨畅谈治身与治国.儒医高举“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旗帜,医学人道主义与儒家仁政诉求交融,医学与政治互动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近代医家怀“以医强国”理想,在推动中医文化近代转型中造福社会、族群。当代医家在“战疫”中彰显“精医报国”之志.“上医医国”具有鲜活的历史价值和鲜明的当代价值。传统社会“上医医国”在促使医学政治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政治人文化,近现代社会医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范畴;后疫情时代,医学治理将跨越国界走向国际医学治理。

越南汉文医籍《伤寒集解国音歌》考辨

《伤寒集解国音歌》是越南现存的一部"汉文古医籍",它保存了越南医家治疗伤寒的基本医学思想,反映了中医学伤寒治疗思想在越南传播、流变的情况,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史学价值。通过将越南医籍与中国相关典籍细致对比,发现《伤寒集解国音歌》主要源于张仲景《伤寒论》,并吸收、借鉴了我国唐宋、金元诸家伤寒治疗之长。越南医家在借鉴、移植中国经典方剂的同时,也对这些方剂进行了加工与改良,使这些方剂在域外焕发新的生机。这种接受与演化形式,客观上促进了中医药在域外的传播和推广,也为当下更立体、多元地研究我国中医药文化的历史提供了域外视角。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对先唐文献的整理与改写

清人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以编纂总集的形式对先唐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一个典型范式。严氏校辑所用之法,融音韵学、文章学、校勘学等为一炉,辑补阙漏、勾连残句、抄辑文本、兼采诸说,为先唐文献整理工作中解决早期经典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断裂化、碎片化状态和处理早期文本变异及窜伪问题提供了借鉴。先唐文献整理面临着较唐以后文献更加复杂的问题,在考辨一二作者、批注三四校语、校改五六文字的基础上要着重处理好聚合文本和游离文本的勾连整理问题、变异文本和改写文本的溯源还原问题以及窜伪文本中真与伪的甄别取舍的问题。严可均的校勘工作可以为当下先唐文献整理提供重要参考。

商代方国形态研究

商代的“方”是商王国以自我为中心提出来的概念,含有“处于统治边缘”的政治内涵,现代学界称之为方国。商代方国具有层级性,可分为单一型方国与复合型方国。单一型方国人口稀少,居邑狭小,其内部维持着血缘宗族式的管理,可能仍处在向早期国家的过渡阶段。复合型方国是单一型方国的复合体,可由自然分衍、政治组建两种途径形成。自然分衍的复合型方国没有形成集权统治,其下的各分支方国平等独立,内部组织松散。政治组建的复合型方国是通过军事、外交等途径建立起来的区域政权,属于“方上之方”,已步入早期国家,但数量稀少。有商一代绝大多数的方国处在“前国家阶段”,依据血缘塑造权力体系,可能对商王国较难形成国家认同,常处于“时叛时服”的状态。

殷周时期“虢族”“虢国”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在整理甲骨文和金文所见"虢族""虢国"资料的基础上,对"虢"字溯源并就早期的涵义进行了解读,同时还考察了殷商甲骨文中的"虢族(方)"及其地望;重点对西周金文所记载的"虢国(君)"史料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记言史书的对话效应与先秦政治文化——以《尚书》《逸周书》《国语》为中心

史官和士人是政治文化由先秦向两汉演变的重要主体。记言史书《尚书》《逸周书》《国语》中有大量不同形态的"对话"。言语行为的特征决定了对话都有其效应,而对话效应集中表现在对话结构的开放式或封闭式结尾上。从《尚书》《逸周书》到《国语》,开放式结尾有一个频次增加的过程。考察这个过程,可见对话效应在这三部记言史书中的演变表现了史官完成的精神迁移。参照《论语》等先秦士人文献,可见这种迁移的精神也促成士人精神的产生。史官和士人编纂文献运用着不同的话语方式,由此可见先秦政治文化演变轨迹。

伟利《国殇》重译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亚瑟·伟利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的汉诗英译作品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伟利两次翻译《国殇》。本文拟结合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核心思想,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从"翻译即适应选择""译者中心""汰弱留强""译有所为"四个角度解读伟利《国殇》文本选择的动机、具体翻译操作过程中适应选择的表征以及重译的原因,以期为文学典籍重译研究以及生态翻译学研究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