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肌理”说研究现状思考

向来关注翁方纲的学者,都绕不开他的"肌理"说。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对"肌理"说的专门研究,发现自郭绍虞先生将"肌理"定义为义理与文理,并将其他概念都整合在二者之下,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个思维定式,因此,整个"肌理"说研究,一方面出现简单概括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完美解释翁方纲诗学的其他概念,又在阐释其他问题时忽视了"肌理"概念的形成时间,导致出现错综的情况。近来研究者对"二元论"的苑囿有所突破,但对"肌理"说内涵和地位的认识仍不足,而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确立。

调和的尴尬——郭绍虞的“文以载道”论

郭绍虞建立了中国现代关于"文以载道"的基本研究模式,他划分的"文以贯道""文以载道"与"文以明道"的三分法,影响了几代学者的相关论述。但郭绍虞是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作为依据的,因而不能有效地揭示"文以载道"的本来含义,忽略了它在"杂文学"观念之下形成的事实及所蕴含的特色。所以,要正确地认识"文以载道"作为一种中国事实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经验所抽象出来的中国古典知识形态的独特性,就得回到本体论的层面去分析它,认识它。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与批评观念的变迁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不同版本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将近半个世纪。由于文学批评观念的内在驱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制约,该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写作与四次修改。每一次修改的理念、内容都反映了各时期并不完全相同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与话语方式,体现了潜藏在批评观念内部的时代风云与思想规范,也清晰地反映了作者受政治意识形态制约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梳理每一次修改的具体情形,可以呈现一段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问题史,从而将具体的文学批评论著历史化、语境化,发掘文学批评"某个时代的讲述"相对于"所讲述的时代"更丰富的思想史意义。

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看郭绍虞先生对神韵论的探索

郭绍虞先生对神韵的见解散见于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批评家的看法。他对神韵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一、更侧重"神韵"自然天成的风格特点;二、从思维、创作方法、创作主体、风格等方面对"神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析;三、"神韵"作为郭先生梳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关键概念,具有诗歌的实践性和文学理论的品格。

郭绍虞的“六义”研究

郭绍虞于1978年、1980年分别发表《"六义"说考辨》、《文论札记三则》两篇论文,对学术史上的"六义"研究作了系统地辨析。他以经学与文学为两种理路,梳理了"六义"说的谱系;以民歌为源,从源流关系厘清"六义"说的诸种纷争,努力探寻"六义"之真面目;以回归学术精神的姿态,开创了新时期"六义"研究接续学术传统的局面。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试释关于中国“文学”概念史的一个误解

郭绍虞、兴膳宏等人根据宋人邢昺对《论语》"文学子游、子夏"一句的笺疏:"文学"指"文章博学",认为古典词汇"文学"蕴含着现代汉语"文学"(literature)的意涵,具有分蘖出"文章"(literature)的可能。从概念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误读。历来对《论语》此章的注释,认为"文学"是指学问,或者可具体化为六经的学问,都未将"文学"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阐释史的角度看,宋人邢昺其实并没有脱离这个传统,其所谓"文章博学"仍是指"善先王典文"。

郭绍虞的六朝文论书写

整体统摄六朝文论史料,以科学求真的态度,践行以问题为纲的文论书写模式,全面体认六朝文论的重要地位,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六朝文论书写,不仅表明早期文学批评史的探索实绩,亦绘制了民国学者系统整理旧学和积极吸纳新知的时代镜像。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郭著的经典地位,显示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的现代转换。

文学是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综合——论钱钟书对文学进化论的质疑

钱钟书对文学进化论表示深刻质疑,认为其将"文学进化"与"事实进化"混为一谈,因为文学不同于一般简单事物,乃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综合,其发展应有别于后者的演化过程。钱钟书的观点构成对近代以进化论所代表的直线式时间观、后来居上式进步观、目的论历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思想观念的一种有力反驳与消解。

郭绍虞的文体分类观

郭绍虞对文体分类学的重要性、历史轨迹和分类标准的阐述,呈现了特定时代自出机杼的学术思考,从而形成其相对自足的文体分类学思想。郭绍虞的文体分类观不只是对文学形态的感性认定,而是一种文体研究的自觉,体现了可贵的现代学术意识。

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跨文本”诗学与黄庭坚的“换骨夺胎法”

“跨文本”术语出自当代法国文论家惹内特1980年代的著作。惹内特融合了文本论同行如克莉斯特娃等人的理论,以及作者本人前后的类似概念及用语,提出一套涵盖面更广大的,关于“文本生成”的分析工具。本文拟援用此概念,重新检视北宋黄庭坚著名的“换骨夺胎”诗法,进而将之纳入现代诗学所关注的文本生成现象。在论述过程中,笔者将点评西方传统之文艺“模仿”说,以及晚近取代影响研究的“文本衍生”理论,但出发点与回归点仍然为我国传统固有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诗法”实践论。

论郭绍虞的《诗话丛话》

郭绍虞的《诗话丛话》是我国第一部以诗话形式论述诗话之体的著述。《诗话丛话》对数以千计的中国诗话进行了系统的总体研究,以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零散杂芜的中国诗话之话予以梳理,使之体系化、类别化,不愧是诗话研究的拓荒之作,对诗话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郭绍虞语言文字观及其新诗建构理念

自白话诗运动以来,新诗一直在语体和文体的选择中艰难行进,郭绍虞洞察到新诗创作之所以不能取得满意的成绩,根本症结在于新诗人不能正确地看待诗歌和语言文字的关系。他既肯定语体化、散文化是现代新诗发展的必然走向,又对白话诗过度欧化的问题予以针砭。郭绍虞主张重新认识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指出中国语词具有伸缩分合的弹性作用,中国文字型、骈偶化的旧体文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主张新诗人要重视音节的本土化建设,积极吸纳单音节汉字在双叠、四声及抑扬律等方面的成果。郭绍虞的诗论体现出了因旧生新、言文并举的特点。他的这些探索对20世纪以来我国的诗词创作与批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鉴意义。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的“文化诗学”表征

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鲜活地表征出中国"文化诗学"的三重品格:审美性品格、文化学品格、阐释学品格:郭绍虞标举"纯文学"观念,高扬情感美学大旗,并衍生出颇具现代性意味的审美文化批评;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往往紧密联系理论流派和时代思潮,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阐释其意义,具有鲜明的思想史、文化史的性质;郭绍虞所谓"保存古人的面目",不仅仅是恢复和解释一个已经存在的本文,更是一种诠释范式的建构。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自觉将民族意识与现代文化意识融合在一起,致力于中国诗学的重估、反思和重建,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文化诗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郭绍虞赋论发微——兼论其对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开拓

郭绍虞论赋涉及赋体源流演变、诗赋关系、赋体文学性、赋的文学史地位等问题,具有民国学界不易得见的现代学术视野。总体特点为:在守持原有古典文学研究传统的同时,将进化史观引入赋体源流演变的研究中,使赋体批评部分地被纳入现代学理轨道;用现代语言学关照赋体,对该文体之独特文学性做出时代性论断;率先肯定了赋的文学史地位。郭绍虞论赋能守正探新,且发论客观,并由此促成了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初步建构,深刻影响了民国以降近一个世纪的赋体文学研究。

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文学观念关系密切。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之分辨贯穿于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亦成为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核心观念。纯文学与杂文学术语源自日本,分别在日本明治时期(1892、1906)提出,其西方学术依据即戴昆西(De Q uincey)"力的文学"与"知的文学"之辨。此两术语于20世纪初先后输入中国学界。两者在现代中国学术中原为文学内部之区别,后来成为文学与非文学之分界。杨鸿烈较早以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论述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郭绍虞继之,以为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之观念基础,朱自清则提出质疑,所提出之问题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1930年代新文学的学院化

作为1930年代燕京大学国文系的主政者,郭绍虞身兼新文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国文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他看到了当时新文学重“文艺”轻“应用”的倾向,借力古典文学等研究背景和国文教育家的教学实践,为新文学提出了语言资源上文白互补以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等解决思路,为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做了最为根本的夯实基础的工作。在1930年代高等教育机构整体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下,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价值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与其大张旗鼓地为它在学院化体制中张目,不如脚踏实地解决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式,去开拓新文学学院化的未来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绍虞的思路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