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的局面基本形成。

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两湖移民

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许多地方出现人口的“真空”、“半真空”状态,从而引发了战后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湖北、湖南两省是这场移民运动的重要迁出地。两湖移民的迁移活动从战后初期一直持续到清末,大量两湖移民的迁入,对本区的经济、文化和风俗习尚各个层面都产生重要影响。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再分配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局面基本形成。

从对太平天国的研究看史与论的关系

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来看,史学界对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处理好。我们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是无限拔高,就是曲意美化。而对它客观存在的不足之处,往往视而不见。罗尔纲先生一生专治太平天国,成绩卓著。但在史与论的关系的处理上,也颇多失误。这和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政治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不是哪个个人的行为。现在可以讨论这个影响整个史学界的关于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了。

论罗尔纲在历史编撰上的成就

《太平天国史》是罗尔纲太平天国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编撰体例 ,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所创立的“新综合体” ,是对中国传统历史编撰体例自觉的继承和发展 ,这种体例不仅适应了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要求 ,而且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编撰的新体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农民战争的命运和农民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及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的两次高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发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小生产者阶级的局限性使革命队伍日益受到封建主义的侵袭,滋长了保守、迷信、享乐、皇权等封建思想意识。其表现为封建皇权主义思想严重,家天下、迷于权势、争权夺利和生活腐化,以致内部流血内讧,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失败。历史告诉我们,旧式农民战争推翻不了封建制度。同样,义和团也无法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的归宿,他们英勇反抗,拼死奋斗,仍不能赶走入侵的帝国主义。义和团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笼统的和极端排外主义及封建蒙昧主义。笼统排外又是封建蒙昧主义的突出表现,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导致了行动上的盲目性和落后性,其结果是孤立了自己,壮大了敌人,使反帝斗争陷于歧途,悲壮失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历史表明,封建皇权主义和笼统的排外主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两个致命弱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自发的农民思想不能拯救中华。

张国泰教授治疗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临证经验撷菁

张国泰教授认为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是由正气不足,外感湿热疫毒之邪所致。邪毒、气滞、湿热、瘀血等多种病理因素胶结体内,是慢性乙肝的病机特点。有证辨证,无证辨病,病证结合,中西合参。早期以湿热疫毒壅盛,中期肝郁脾虚为主,后期及晚期肝肾阴亏、瘀热互结为病机重点进行分期辨证论治。最后介绍在辨证基础上结合现代药理研究的临证辨病用药经验。

论蔡邕碑文非“谀碑”

蔡邕碑文在东汉的成就最高,受到人们极大的推崇。然而,后世有的学者认为其为“谀碑”,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蔡邕碑文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蔡邕文学天才的体现。

《淮南子·天文训》“太昭”说再探

《淮南子·天文训》提出“太昭”说，迄今已越两千年，却一直未获破译。甚至还遭到过清代王引之的武断误校，以致在中国哲学史界和中国科学史界留下错误影响。该文通过考证，追溯了“太昭”说的思想渊源；揭示了“太昭”和“虚”的概念内涵；统一了《淮南子·天文训》宇宙起源模式的两种陈述；对王引之的系列错误论点给予全面否定；并认为，“太昭”说是宇宙起源于光气（发光的气）学说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千古金台安在哉

战国时,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年即位后,为了振兴破败的燕国,采纳郭隗建议,拜隗为师,为他修筑了一座崇台,并经常来此受业;崇台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结果,贤士凑集,燕国由弱变强,一举打败强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是以金台招贤被千古传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佳话。金章宗时将黄金台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名曰“金台夕照”。以后燕国各地出现了十几个黄金台,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大量历代史地资料、文人笔记诗作及今日街巷走向、地形地貌,反复印证,去伪存真,辨明了当年黄金台的确切方位。

试析程度副词“过”与“太”表过量义的差异

程度副词＂过＂与＂太＂都可以表示过量义,但语义上＂过＂的过量义是语法义,不依赖语境,而＂太＂的过量义是语境义,依赖一定的认知环境,具有可消除性;句法上,＂太Vp＂比＂过A＂更易于充当谓语位置,但两者在充当定语和状语时,＂过A＂的用频要远远高于＂太Vp＂;搭配对象上,＂过＂通常只修饰单音节中性形容词,而＂太＂则不受此限制。以上差异与＂过＂的语义滞留以及＂太＂的主观性程度有关。

话剧《雨花台》:历史教育与情感教育

布莱希特和郭沫若的教育剧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剧范式。话剧《雨花台》在郭沫若式的教育剧范式下,经由一个谍战故事框架聚焦于人性高光与利他主义,显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的基调与革命英雄主义的归旨。在《雨花台》中,历史教育与情感教育既是其形式,亦是其目的,而两者还共同指向一个更高的目的———价值(观)教育。不管是哪种教育,《雨花台》都追求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共鸣,或者说郭沫若教育剧式的情感投入与价值共鸣,而非布莱希特教育剧式的批判性反思。

一事无成人渐老,六韬三略总成空——焦亮生平述评

焦亮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他以会党首领的身份参加太平军 ,在太平天国早期运动中有过突出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政策措施的某些局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并竭力批判之 ,力图改造之 ,但因其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 ,焦亮终未能施展抱负 ,最后在永安被俘 ,英勇就义。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亳州市+阜阳市”城市组团发展构想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为安徽全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搭建了新的平台。“亳州市+阜阳市”整合在一起形成的“亳阜团”,在扩大合肥城市圈影响力并将安徽省北部区域与中原城市群整合在一起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亳阜团”通过淮南市融入合肥城市圈,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需要加强“涡太利”组团的建设,并使其在亳州市、阜阳市与淮南市之间扮演纽带角色。无论是完善“亳阜团”还是完善县级子城市团,都需要在构建城市链和微中心方面做文章,亳州市、阜阳市与淮南市建立联系通道的方案也需要进行前瞻性思考。不同层级的中心地通过城市链连接在一起,微中心基于发展基础较好的乡镇中心地建立起来,在县级中心地间扮演纽带角色。

功过计算与规范引导:论《太微仙君功过格》的规约功能

民间善书是以劝人为善止恶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社会规范。自宋代开始,儒释道三教都编有民间善书,而道教善书是较早出现、影响深远的民间善书。道教善书是以善恶报应为核心内容、成文化的社会规范,其目的也是劝谕民众为善止恶。南宋时期出现的《太微仙君功过格》是道教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详细规定善恶行为的数量评判及使用方法的道教戒律类典籍,其核心内容也是劝善止恶,因此也是一种重要的道教善书。作为一种以善恶报应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太微仙君功过格》的大部分内容也可以适用于乡土社会,逐渐被乡民所采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的关系

从语言、思想、思维等方面证明今本《老子》比简本《老子》多出的部分不是老子散失的作品 ,而是传释《老子》的注本 ,并进而证明它的作者就是秦献公时期的太史儋。在此基础上 ,从“道”、“德”两个核心概念入手 ,进一步阐述今本《老子》作为疏传体例的注本的特点 ,求证了今本《老子》是如何传释《老子》的 ;最后评价太史儋的功过是非 ,肯定太史儋在发扬光大老子思想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也背离了老子思想 ,首开排斥异己之风 ,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

知识、册籍、组织:19世纪60年代苏南田赋征收体系的重建

经过一条鞭法之后的一系列赋役改革,清代前期苏南地区形成了总书、图差、里书构成的三级税粮催征体系。这一组织体系负责编纂赋役册籍,掌握有关赋役制度的知识,实际上主导着州县层级的田赋征收。这种制度运行成为地方政治的核心议题,也蕴含着一系列社会矛盾。太平天国运动中,战争造成了税粮催征体系的人员死亡与册籍流散,也刺激了社会矛盾的爆发,苏南的税粮催征组织陷入瘫痪。太平天国战后,李鸿章、冯桂芬等人推动减赋,随后丁日昌主政期间,着力于恢复地方社会秩序。这一过程中,税粮催征体系日渐活跃,重建赋役册籍,重新吸纳战前的赋役制度知识,成为这一时期地方政治的特征。由税粮催征体系引发的社会矛盾也重新成为地方政治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