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调与流变:浙派古琴曲《禹会涂山》本事考辨

《禹会涂山》是浙派琴人毛逊(敏仲)所作,始见于《神奇秘谱》,在现存明清39种琴谱中都有刊载,是浙派琴曲的代表作品。琴曲以口传历史事件“禹会涂山”为创调本事,通过禹大会诸侯、各国朝贡之盛况来颂咏宋德。在流传过程中,毛逊改曲名为《上国观光》,打算献曲于元世祖以求取功名,未果而卒。明代琴史资料皆普遍淡化甚至隐瞒了这一事实,体现了“为贤者讳”的意图。

从“国文”到“国语”:一字之差背后的学科变革

1920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通告规定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这一转变是语文学科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近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最初,“国文”作为语文学科的官方课名存在,“国语”则见于翻译文件、民间教材名称中。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呼声,一批人倡导国语统一以开民智、强国家,又受教育救国思潮、新文化运动影响,民间陆续组织相关社团,推行白话教材、兴起国语运动、举办国语讲习所等,迫使教育部应时而变。更名后,白话文在此后的“国语”课程中得到全面的推广,“言文一致”的目标真正达成;语文学科从此前的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实用化;“国语”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更贴近儿童生活。

川芎嗪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抑制作用的探讨

目的观察川芎嗪(TMP)对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增殖的抑制作用,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利用大鼠颈动脉血管内膜损伤可引起VSMC增殖、血管增厚为实验模型。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Ⅰ型胶原、Ⅳ型胶原组织化学检测,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FGF)、血小板源生长因子(PDGF)、Bcl-2、Bax、c-myc原位杂交检测及TUNEL染色。结果内皮损伤后VSMC增殖,血管管腔面积减少;低剂量TMP治疗组有轻度抑制VSMC增殖的作用,使管腔面积有所增加;TMP高剂量抑制作用明显增强。高剂量TMP组和假手术组PCNA、Ⅳ胶原、PDGF的表达低于模型组;TMP低剂量组与模型组相比无显著差异。高、低剂量TMP组和假手术组的Ⅰ型胶原、FGF、Bcl-2、c-myc和TUNEL的表达低于模型组。高、低剂量TMP组和假手术组的Bax表达高于模型组。结论TMP能抑制平滑肌细胞型Ⅰ胶原、Ⅳ型胶原、FGF、PDGF表达;影响Bcl-2、c-myc、Bax基因表达,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达到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的作用。

《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代殷时天象，是天文历史年代学上罕见的珍贵文献。历代学者对解读这段文献都感困难。该文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行星星历表数据库及计算、演示软件，对这一文献中的每一项天象都进行了全面计算、检验和演示，并结合《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利篮铭文、《淮南子·兵略训》、《荀子·儒效》等有关记载，从而表明：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纣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天文历史年代学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之一。由此我们重现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表，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是在春秋理性与迷信交织存在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浓重的时代思想烙印。它记载了心疾、无慧和童昏等生理性心理疾病,描述了顽、贪惏无厌和好洁等心理性心理疾病,并对生理性与心理性心理疾病的关联有理性认识;分别论述和总结了情绪、神志等生命力、行为乃至人格等方面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和影响;包含"视正听和"、日常行动不"壹"、分业居住、教育和"节"制是达到和保持心理健康途径的思想。这些对今天心理健康建设具有可贵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去国逾竟”之礼与《桧风·素冠》诗旨探微

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现素冠、素衣、素韠,考察可知其未必是因三年之丧而服,而是有周一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不同贵族阶层在士冠礼、乡饮酒礼、燕礼、视朔、聘享、朝见、祭祀、去国、灾荒、军败、出行等不同场合所穿的礼服或常服。《桧风》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考,其大致创作时代为西周末(周夷王、厉王之后)至东周初(桧国灭亡时)。此时桧国面临严重政治危机,内忧外患并至,在内国君恃险不修德治政,骄侈怠慢、贪冒好利、百姓不附;在外郑恒公伺机而入,东寄帑贿,取地夺民,所谋甚大。面对危机,桧国大夫或士进谏无果反遭放逐,去国离君之际行"去国逾竟"之礼,素服"为坛位乡国而哭",国人(士或大夫可能性最大)送别而作《素冠》。诗人感于桧国内忧外患之危急形势,目睹有识之士素服遭逐,悲伤蕴结之情浓重。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郭裕辨治神经性耳鸣经验拾零

介绍郭裕教授辨证论治神经性耳鸣的临床经验。病机多虚实夹杂,治宜通补兼施、标本兼顾;注重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辨证和辨病相结合,同时特别强调心理疗法,注重情绪的疏导。

《国语》和《左传》的异同比较

《国语》和《左传》是我国先秦时代两部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的著作。二者相比,在思想内容上大体一致,都具有以民为本、崇尚礼仪、揭露暴君丑行和颂扬爱国壮举的思想倾向。在表现形式上则不相同,《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语言风格较为质朴;《左传》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语言风格较有文采。

马蹄寺石窟群最早开凿时期考

河西走廊地处中西交通之孔道,佛教东传之要途。佛教初兴河西时,多受"凿仙窟以居禅"之禅定思想影响,河西走廊石窟数量多,且多集中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马蹄寺石窟群即是河西走廊较早开凿的石窟之一。本文以马蹄寺石窟群有关的史书记载、遗址文物及东晋十六国复杂的朝代更替历史背景为根据,提出了马蹄寺石窟群最早开凿年代的论断,将最早开凿时期推证在公元358—364年间,并以历史为线索对马蹄寺佛教的传播背景做了考证论述。

谈《马氏文通》到《新著国语文法》前中国的语法研究(下)——纪念劭西师《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九十年

1898《马氏文通》到1924《新著国语文法》前中国语法研究分两个阶段。本文上篇谈前段＂词本位＂体系文法,已发表于本刊总第19辑。这里属下篇,谈后段＂句本位＂体系文法。＂句本位＂体系文法初建的原因和条件：国语运动的胜利,代替文言成为正式书面语;国外语言学类型理论、重句法文法体系引进,文法研究方法和文法与逻辑关系探索。所建体系基本内容：文法研究重视句中词的位置次序,以句子的结构和类型研究为重点。分词法（词类）、句法两部门,前者为后者服务;文法单位有词、语、句三级。词类继承前段研究分九品,继用＂假借＂说,说明词的转类;提出按句法成分位置辨分词品。句子整体结构分主语谓语：主语可含形容性附加语;谓语可含副词性附加语,谓语动词可带宾语、足语;谓语形容词和同动词后成分是表语。谈说句成分所任词语种类、变化和句子结构简式、复式及相互转化。认识句法结构蕴含语义关系并注意二者的结合分析。句子类型,按组织结构分单句、复句;按语气分直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用表格法、图解法显示文法分析结果。行文有＂附则＂、＂注意＂,配合正文又适合教学需要。书后附标点符号用法,表现语法与标点符号关系密切;也反映新文化运动胜利,国语代替文言的一个成果。＂句本位＂文法体系的初建,是1922—1923年多位学者多年辛苦探索的成果;也为由《马氏文通》＂词本位＂科学体系发展为《新著》＂句本位＂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

郭预衡先生一生专攻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他拥有"史家之心",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他具有"智者之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审视社会的演变,洞察人性的精微,揭橥作家的心态;其著述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大学问、大文章。他肩负"文人之志",称许古代作家的"文采"、"才情"、"情致",其中国文学史著述极富文采和情感,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字里行间流淌着一股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郭预衡先生彰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以丰厚的中国文学史著述,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形成独具风标的学术品格。

郭步韫与郭氏闺秀诗人

清代中叶 ,以郭步韫为代表的湘潭郭氏闺秀诗人擅名湖湘诗坛 ,创作上适心顺性 ,依情发韵 ,表现出一种与乾嘉以来以学问为诗的时尚迥乎不同的创作倾向 ,在地方文学家族中颇具特色。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论春秋时期的《诗》文本阐释及其特点——基于《左传》、《国语》中“赋诗”、“引诗”的探析

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和《国语》中载有大量"赋诗"、"引诗"等诗学活动,其中以时下外交行人为阐释主体,在多个方面对《诗》文本进行了尝试性的阐释,如诗旨的归结、诗句大意的阐述、字词的训解,等等。而"断章取义"是时人在熟知文本基础上对《诗》的灵活运用。春秋时期解《诗》也呈现出朴素性、功用性、互动性、单调性等特点。《周语下》记载晋国叔向对《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的通盘解读,在解《诗》史上有开山之功,为后世解《诗》树立了一个模板。春秋时期解《诗》可以视为后世系统性解《诗》的发端。

《左传》《国语》连词“若”的比较

"若"是先秦汉语中使用较多的假设连词,偶尔也用作选择连词。选取先秦时期代表性文献《左传》和《国语》,对其中"若"的连词用法进行了全面地描写和比较,附带对性质来源相关的"如"的连词用法进行说明,可以总结其在两部文献乃至在先秦汉语中使用特点和语法功能,并可以为考辨《左传》《国语》的文献关系提供语言学的资料和参考。

《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

围绕着钱穆诸子学研究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曾经引发过一场风波。风波缘起于钱穆弟子余英时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回顾这一场风波,探讨余英时对郭沫若的批评,并反观《先秦诸子系年》的部分史源构成,对于端正当下学风,应当有所裨益。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再议——兼与刘伟先生商榷

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诚然与《左传》存在关联，但本文对相关文献重新研究后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既非简化《左传》而成的《左传》系统古书，也非《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的有关推测尚缺乏充分依据。

《国语》中“美”的概念论析

《国语》虽为史书,但重在立论,不少论述关涉美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几个关于“美”的概念:其一是“文”,文有多义,其中之一就是“美”。其二是“章”,章有诸多含义,几乎概括了美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其三是“和”,音乐特别看重和,其实不独音乐重视和,各种美的事物均重视和,和是美的本质。和是诸多因素的化合,和的实现是新事物的创造。其四是“美”,《国语》对“美”下了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美”的基本性质:无害,有利,合德,成礼,可观。其五是“貌”,《国语》认为“貌”是重要的,但“言”比貌更重要,言是心之声,心决定言,因此,最重要的是心。《国语》的“美”论几乎集先秦儒家“美”论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