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文”到“国语”:一字之差背后的学科变革

1920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通告规定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这一转变是语文学科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近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最初,“国文”作为语文学科的官方课名存在,“国语”则见于翻译文件、民间教材名称中。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呼声,一批人倡导国语统一以开民智、强国家,又受教育救国思潮、新文化运动影响,民间陆续组织相关社团,推行白话教材、兴起国语运动、举办国语讲习所等,迫使教育部应时而变。更名后,白话文在此后的“国语”课程中得到全面的推广,“言文一致”的目标真正达成;语文学科从此前的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实用化;“国语”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更贴近儿童生活。

《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代殷时天象，是天文历史年代学上罕见的珍贵文献。历代学者对解读这段文献都感困难。该文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行星星历表数据库及计算、演示软件，对这一文献中的每一项天象都进行了全面计算、检验和演示，并结合《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利篮铭文、《淮南子·兵略训》、《荀子·儒效》等有关记载，从而表明：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纣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天文历史年代学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之一。由此我们重现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表，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是在春秋理性与迷信交织存在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浓重的时代思想烙印。它记载了心疾、无慧和童昏等生理性心理疾病,描述了顽、贪惏无厌和好洁等心理性心理疾病,并对生理性与心理性心理疾病的关联有理性认识;分别论述和总结了情绪、神志等生命力、行为乃至人格等方面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和影响;包含"视正听和"、日常行动不"壹"、分业居住、教育和"节"制是达到和保持心理健康途径的思想。这些对今天心理健康建设具有可贵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左传》《国语》程度副词比较研究

程度副词是汉语副词中的一个重要次类。文章选取先秦时期的两部重要典籍《左传》和《国语》,总结两书的程度副词系统,将程度副词分为表示程度高、表示程度变化和表示程度轻微三类,在此基础上对两书程度副词分别进行描写、统计并加以比较,由此可以总结两部专书乃至先秦汉语程度副词的特点和用法。

谈《马氏文通》到《新著国语文法》前中国的语法研究(下)——纪念劭西师《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九十年

1898《马氏文通》到1924《新著国语文法》前中国语法研究分两个阶段。本文上篇谈前段＂词本位＂体系文法,已发表于本刊总第19辑。这里属下篇,谈后段＂句本位＂体系文法。＂句本位＂体系文法初建的原因和条件：国语运动的胜利,代替文言成为正式书面语;国外语言学类型理论、重句法文法体系引进,文法研究方法和文法与逻辑关系探索。所建体系基本内容：文法研究重视句中词的位置次序,以句子的结构和类型研究为重点。分词法（词类）、句法两部门,前者为后者服务;文法单位有词、语、句三级。词类继承前段研究分九品,继用＂假借＂说,说明词的转类;提出按句法成分位置辨分词品。句子整体结构分主语谓语：主语可含形容性附加语;谓语可含副词性附加语,谓语动词可带宾语、足语;谓语形容词和同动词后成分是表语。谈说句成分所任词语种类、变化和句子结构简式、复式及相互转化。认识句法结构蕴含语义关系并注意二者的结合分析。句子类型,按组织结构分单句、复句;按语气分直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用表格法、图解法显示文法分析结果。行文有＂附则＂、＂注意＂,配合正文又适合教学需要。书后附标点符号用法,表现语法与标点符号关系密切;也反映新文化运动胜利,国语代替文言的一个成果。＂句本位＂文法体系的初建,是1922—1923年多位学者多年辛苦探索的成果;也为由《马氏文通》＂词本位＂科学体系发展为《新著》＂句本位＂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国语》和《左传》的异同比较

《国语》和《左传》是我国先秦时代两部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的著作。二者相比,在思想内容上大体一致,都具有以民为本、崇尚礼仪、揭露暴君丑行和颂扬爱国壮举的思想倾向。在表现形式上则不相同,《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语言风格较为质朴;《左传》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语言风格较有文采。

《国语》中“美”的概念论析

《国语》虽为史书,但重在立论,不少论述关涉美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几个关于“美”的概念:其一是“文”,文有多义,其中之一就是“美”。其二是“章”,章有诸多含义,几乎概括了美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其三是“和”,音乐特别看重和,其实不独音乐重视和,各种美的事物均重视和,和是美的本质。和是诸多因素的化合,和的实现是新事物的创造。其四是“美”,《国语》对“美”下了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美”的基本性质:无害,有利,合德,成礼,可观。其五是“貌”,《国语》认为“貌”是重要的,但“言”比貌更重要,言是心之声,心决定言,因此,最重要的是心。《国语》的“美”论几乎集先秦儒家“美”论之大成。

《左传》《国语》连词“若”的比较

"若"是先秦汉语中使用较多的假设连词,偶尔也用作选择连词。选取先秦时期代表性文献《左传》和《国语》,对其中"若"的连词用法进行了全面地描写和比较,附带对性质来源相关的"如"的连词用法进行说明,可以总结其在两部文献乃至在先秦汉语中使用特点和语法功能,并可以为考辨《左传》《国语》的文献关系提供语言学的资料和参考。

《国语》的成编、研究及其版本系统

论文认为《国语》成编在战国前期,除韦昭《国语解》外,现存唐前旧注一千余条。《国语旧音》的成书时代不晚于盛唐。论文梳理了《国语》两大版本系统明道本、公序本及各自的子系统,并对相关的多种版本作出了简要的描述、对比与评价。

论春秋时期的《诗》文本阐释及其特点——基于《左传》、《国语》中“赋诗”、“引诗”的探析

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和《国语》中载有大量"赋诗"、"引诗"等诗学活动,其中以时下外交行人为阐释主体,在多个方面对《诗》文本进行了尝试性的阐释,如诗旨的归结、诗句大意的阐述、字词的训解,等等。而"断章取义"是时人在熟知文本基础上对《诗》的灵活运用。春秋时期解《诗》也呈现出朴素性、功用性、互动性、单调性等特点。《周语下》记载晋国叔向对《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的通盘解读,在解《诗》史上有开山之功,为后世解《诗》树立了一个模板。春秋时期解《诗》可以视为后世系统性解《诗》的发端。

中国音乐史视野中的《国语》与《左传》

《国语》和《左传》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史家多据此两书考察先秦历史。然而,在中国音乐史的视野中,这两部著作同样重要,它给我们呈现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以外的别一番面貌,这就是崇尚音乐、热爱音乐,上层人士具有高度的音乐修养。正是在这个音乐的时代,产生了关于中国音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概念,其影响至今犹存。

《国语》韦昭注辨正

通过回顾韦昭的学术成就,肯定其《国语》的学术史与文献学价值,梳理古今学者的《国语》研究成果。指出《国语》一书主要的两个版本系统即公序本与明道本之间的若干区别,据此认为,若从大众接受的角度考虑,明道本当推首选;但若以学术研究求真的要求衡量,反而是公序本更擅胜场。在两个版本系统的校勘上看,也同样是公序本好于明道本。

《国语》“曰”字语法研究

《国语》"曰"字共1325见,根据"曰"字出现的语境可以分为两大类:对话引述语境中的"曰"字和指称名物语境中的"曰"字。引述语境中的"曰"字1277见,用于引述话语之前起领起提示作用,有的在话语语句当中出现仍然起引述作用;而指称名物语境中的"曰"字48见,则用于句中。

《左传》、《国语》否定副词比较研究

否定副词是汉语副词中的一个重要次类,在汉语表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先秦时期的两部重要典籍《左传》和《国语》,全面梳理两书的否定副词系统,通过对两书否定副词的描写和比较,总结了两部书中乃至先秦汉语中否定副词的特点和用法。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左传》《国语》引《易》类析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二十二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左传》、《国语》相术预言略论

作为类象思维的产物,相术对较近时间的前景可以部分测知,而对几百年远的情景则难以预见。但这种技术进入《左传》、《国语》等典籍之后,作者必然进行改造,以服务于他的写作目的,于是就与本来意义的神秘技术有了差异。

辽、金史《国语解》的史学价值

辽、金史《国语解》是其编撰者所独创的史著编撰形式，体现了《辽史》、《金史》的民族史特色，同时也反映了其作者把握历史特点的史识。本文分析了《国语解》的史学价值，指出了其在中国史学编撰史中的学术地位。

《史记》《国语》叙史风格之异探究——以吴、越国事的记载为例

《史记》《国语》在记载吴、越国事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线索和文本,但在具体的叙述风格和特点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史记》之文简,《国语》之文繁;《史记》详时地,《国语》略时地;《史记》写轶事,《国语》记正事;《史记》贯古今,《国语》叙当时;《史记》文深情,《国语》文平白;《史记》尊儒术,《国语》信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