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异文举隅

从研究写本原卷的角度出发,将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逐字对照,通过版本校勘的方法,全面搜集所有异文,力求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举例探讨。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艺术创新与道统阐扬:论《元和圣德诗》的典范价值

《元和圣德诗》作于韩愈创作《原道》、确立儒家道统观之后,因诗中有行刑场面的血腥描写及“颂圣”的内容,历来的唐诗选本多不选录,当代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诗歌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重振帝国雄风之“盛德”,具有“诗史”性质。在艺术上突破了“颂圣”诗的传统写法,创新特征鲜明。其中“以丑为美”的血腥描写意在“震慑藩镇”、表现“尊王攘夷”、维护皇权的道统观;“以文为诗”的破体探索是为更好地阐扬道统所采取的表现策略;尊经用典则从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了回归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皆服务于道统观的表达,而道统观则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二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与诗艺、复古与创新、尊体与破体、美与丑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该诗不仅是韩愈将道统观与诗歌怪奇审美探索自觉结合、开拓新诗境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应有一席之地。

论韩愈对传统赋体诗的超越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韩愈诗歌对赋体成分的吸收——兼论跨文体鉴赏

诗史上被称作"以文为诗"的韩愈,他的"大变盛唐",既表现在将散文的某些因素融入诗歌,亦表现在融赋入诗方面。韩诗的铺排夸张、谐隐滑稽、联句赋物,皆与融赋入诗相关。对于参用其他文体的韩愈诗歌,在鉴赏和批评方面也应有跨文体意识。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

中国古代宫廷女性比普通女性面临更多的窘迫和危机,汉魏六朝诗歌对此有多方面的表现。缘于长门幽怨和班婕妤故事的"宫怨"类诗歌,叙写了宫闱竞争的残酷与失宠妃嫔的悲怨;缘于刘细君和王昭君故事的"和亲"类诗歌,抒发了政治设局中公主远嫁异域、青春被毁的忧伤;《中山王孺子妾歌》、《铜雀台》、《碧玉歌》等乐府诗题以及大量风格香艳的宫体诗,则揭示了地位低下的宫女在生活中是君王玩狎的对象,在诗歌中只能是审美性物化符号的悲惨命运。

论黄庭坚对韩愈诗歌的接受

黄庭坚对韩愈诗歌的接受、钦许基本停留在诗艺诗法的技巧层面。在实际创作中,韩诗作为一个重要艺术渊源,是黄庭坚进一步学杜的艺术中介。黄之学韩堪称学而不泥、学而能变的典范,"以文为诗"是韩、黄二家诗艺术上息息相关的中心线索。中国古典诗歌"变唐入宋"的大转关始于杜甫、韩愈而成于苏轼、黄庭坚。

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

韩愈现象是一令人困惑不已的个案 ,其自身所构成的深刻悖论 ,成为后期唐诗发展史上的奇异景观。他以“攘斥佛老”自命 ,骨子里却与佛禅有着深刻、蒙昧未彰的纠结 ,在其“宣言”和“行为”中采取依违两间的姿态 ;韩愈获贬 ,尤其是南贬后亲和佛禅 ,是那个时代“贬官禅悦”的典型证例 ;韩氏以“道统”自任 ,其理论及其排定的“道统”谱系 ,也受了南宗禅“教外别传”和衣钵承祖认宗的启发 ;韩愈“独运其天才”所创“以文为诗”直接获益于佛经、佛经译过程 ;从“主情”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到“主理”以“意胜”的宋诗风格的形成 ,韩诗是两者间得体的过渡。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诗歌互赠再议

在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第一次会面后的互赠诗歌中,欧氏期待王安石能够继承"诗文革新"精神,引领北宋中期的文学创作发展,而王氏的"奉酬"诗却委婉地传达了自己的志向是承传孔、孟道义之学,而不是韩愈等人的文学革新。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有欧阳修与王安石对待文学创作的不同态度的原因,也有欧、王对韩愈的认同差异的原因。欧阳修在明了王安石的心意之后,迅速转向了新的接班人的寻找。嘉祐二年科考,苏轼的登台,与此次欧、王诗歌互赠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试论韩孟联句诗

韩愈和孟郊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创作了一大批联句诗,不能不说是诗歌史上的奇迹。且这些联句诗的风格由个性鲜明逐渐向不分彼此过渡,最终达到了琴瑟相和的境界,这不仅有客观条件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二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

明代文人对韩文的接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否定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唐宋派对韩文是肯定的,对韩文的地位、文道观和文法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多层次的接受。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20世纪韩愈诗学研究

20世纪的韩诗研究仍然是对传统的国学研究尤其是明清诗学的延伸和扩展,但研究视野更开阔, 研究方法更丰富。韩愈诗学作为“韩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相当广泛,大致包括:韩愈诗集整理、诗歌选注等文本研究,诗歌艺术风格、诗史意义的探讨,韩孟诗歌流派及其诗歌理论的探究,韩诗接受史及韩诗学史的研究等方面。从总体上看,20世纪的韩诗研究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前60年的成果较丰富的高起点期;六七十年代的荒芜低谷期;后20年的集大成的丰硕期。

平淮西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在唐代文学史上,以平淮西战事为中心构成了直接文本和间接文本,文本在传播过程中被逐渐经典化。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对话在琵琶声中徘徊不已。曲江宴饮、雁塔登临历历在目,留在脑海的还有富有血腥画面的武元衡遇刺事件,沉浸在琵琶声中的白居易是在平淮西战事的刀光剑影中体味着“青衫湿”的内涵。韩愈《平淮西碑》被磨而有段文昌《平淮西碑》立,再到李商隐《韩碑》,经典文本的生成经历由战事而文学、由文学而政事,最终回到文学的过程。平淮西是元稹《连昌宫词》创作的时代背景。元稹以平淮西之功成作为立论的一个基点,战事与文学互融,形成了新的话语场域,诏令、书信、碑文、诗作、表等多种文体文本汇为合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