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异文举隅

从研究写本原卷的角度出发,将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逐字对照,通过版本校勘的方法,全面搜集所有异文,力求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举例探讨。

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三应博学宏词科考辨

韩愈自云“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是指他曾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但均以落选告终。对此“三选”的详情,诸家所说不一,以致对韩愈相关生平和作品的系年混乱。结合唐代举选制度和韩愈进士及第于贞元八年春的生平履历,结合同期应试的李观作品《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可知韩愈第一次参选博学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八年冬,考试在贞元九年春;从韩愈的《与崔立之书》和《上考宏词崔虞部书》的有关表述,结合洪兴祖《韩子年谱》考证此次试题《太清宫观紫极舞赋》的背景和具体内容,推断韩愈第二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九年冬,考试也在贞元九年冬,著名的《颜子不贰过论》便为此次应试之作;从《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上宰相书》的内容和创作时间,结合试题之一的《冬日可爱诗》内容和韩愈《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旧注,推断韩愈第三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十年冬,考试也在贞元十年冬。

唐兀氏诗人余阙的授徒及其影响

余阙是元末著名的唐兀氏诗人,汉学卓有成就。一生以授徒为志趣,所收汉族弟子不少。见诸记载的弟子有早年安徽授徒弟子郭奎、汪广洋、吴去疾、杨偁、汪河,中后期宦途所收弟子有戴良、涂颖。余阙弟子在志行节操和艺文风格方面深受余阙影响,其师生关系兼具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

明代文人对韩文的接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否定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唐宋派对韩文是肯定的,对韩文的地位、文道观和文法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多层次的接受。

方东树韩诗论的理学特色——依据《昭昧詹言》的考察

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其旨趣在于捍卫理学道统;而《昭昧詹言》则将这一理念贯彻到诗学领域。这一点,体现于他对韩愈诗歌的极意推崇。韩愈既以弘扬孔孟德性之学而成为宋代理学的先导,又注重诗歌创作的学术根柢、艺术特质,这是方东树重视韩诗的关键。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及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韩愈读书目的论与当前大学生学业

韩愈读书的目的包含了功利性目的和非功利性目的,是孟子义利观的具体体现,读书的非功利性是根本,功利性是读书效果的显现,对当代大学生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论郑珍《跋韩诗》及批语

晚清宋诗派作家郑珍不仅学习韩诗,还有《跋韩诗》和若干批语,从考证本事、编年、释义与典故、阐发诗旨、分析艺术成就等方面对韩诗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虽然数量不多,但颇有见地。

韩愈先世辨析

结合孟州《韩文公家谱》(1991年编修本)和修武《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以及其他材料对韩愈先世进行重新辨析。认为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韩愈先世的世系是合乎情理、基本可信的。在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提供新的世系的前提下,韩愈先世世系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世系为准。

“选官”与“选佛”

唐人赴贡举干仕,名曰"选官";入禅林为僧,称为"选佛"。选官与选佛虽有入世和出世的区别,但二者在各自圈内的竞争又很相似,故士林与禅林的风习往往交相影响。这种影响不但表现为双方圈内习语的互相借用,更表现他们在组织模式和著作形式上的互相效仿。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如以韩愈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不过,僧人的格、式类著作与士人相比,有很多明显的特点和崭新的因素,象征着思维角度的一种转变,因此,禅僧之"选佛"对于深入总结艺术规律、赢得理论进步有重要意义。

韩氏源流辨析

韩氏著姓,源远流长。在关于韩愈世系的研究中,韩氏的源流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韩氏源流的探讨自韩氏始祖韩万开始到汉弓高侯颓当结束。本文利用文献记载来考证韩氏的源流。韩氏的源流大致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为准。

朱熹《韩文考异》摘疵一则

“二百”一词具有五个义项,韩愈诗中的“五百”指行刑的役卒,朱熹解释为“什伍之长”,是完全错误的。

卢汀是韩愈的外兄吗——《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献疑一则

南宋文谠注、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断定卢汀是韩愈的外兄。这一说法史书不载,也不见于其他韩集传本。全面考察唐人与卢汀的交游诗,可知文谠对卢汀的描述颇多错漏。卢汀崇尚怪奇,其诗文在唐代已有不传之虞,文谠的断语并无直接的史料来源,可能是因为韩愈诗称卢汀为"吾兄",对卢汀的拜访,韩愈又用了"省"字。然而,韩愈诗文中的"吾兄"大都是对友人的尊称;"省"也可用于省师、省友。故而所谓卢汀为韩愈外兄的说法,不足为据。

《唐宋诗人研究三种》述评

《唐宋诗人研究三种》包含三种著作:孙绍伯《柳宗元诗注》以柳宗元诗为主线,联动其文,注释详尽,征引广博,解读亦常有独到之处。原署程学恂的《韩诗臆说》短小精悍,是韩愈研究中颇有影响的著作。周景濂所著《苏东坡》主要包涵了传主生平经历与品性、创作两大内容,是近代以来最早的苏轼传记之一,颇有创获。此三种著作均为民国学人有关唐宋诗人的学术成果,前者系未刊稿,中者与后者曾于民国年间各以单行本出版。

从宋玉事迹的散记与宋玉传的撰写看两汉魏晋的宋玉评价

汉人的宋玉事迹散记在叙事中反映了他们对宋玉的同情、肯定和理解,晋人的宋玉传记则直接表现了对宋玉的尊重和褒奖,这说明从两汉到魏晋世人对宋玉评价的逐渐提升,这种逐步走高的评价趋势促成了南北朝屈宋并提说的生成。

从赋法、议论、选材、用韵看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诗歌在选材上扩大了搜求领域,以“不诗为诗”;在表现手法上融入了散文的清新笔调,并以充沛之才气、不世出之笔力为之,使其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叶燮《原诗》),表现出“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有:以赋为诗,以议论为诗,选材奇杰,用韵独特,诗文互释等诸多方面。

余阙及其汉族弟子考论

余阙是元末著名的唐兀氏诗人，汉学卓有成就。一生以授徒为志趣，所收汉族弟子不少。见诸记载的弟子有早年安徽授徒弟子郭奎、汪广洋、昊去疾、杨傅、汪河，中后期宦途所收弟子有戴良、涂颖。余阙弟子深受余阙影响，或以忠义显，或以政绩称，或以文艺著。余阙授徒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师生关系超越了民族鸿沟，心通儒学，情同父子，兼备了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