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休日月时例中的详与略

《公羊》学者何休从详与略的角度对《春秋》的日月时例作了大量的阐发。何休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对日、月、时这三个要素作两两对待,即日、月相对,日为详,月为略;月、时相对,月为详,时为略。何休从日月时的详略轻重出发,阐发蕴含其中的褒贬大义,但何休并没有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来阐明褒贬,即并不是详书日月以示褒,略书就意味着贬;其实有很多情况,日月时的详略表明的是褒、贬程度的浅深。也正因为日月时的详略在意义的阐发上具有程度上的深浅轻重等的变化关系,因此能很好地与其三世进化说相结合,从而具有王道进化的意义。而随着三世的演进,王道的逐渐实现,日月时的详略轻重的差异渐趋消弥,从而完成了它的王道进化的使命。

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谶纬叙事与何休灾异说之新变

受东汉谶纬解经风气的影响,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也广泛征引谶纬文献解说经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数其征引“春秋说”解说灾异的现象。经过考证,何休频繁征引的“春秋说”乃是《春秋》纬的一个泛称,而非某部确切的谶纬文献。而何休在征引“春秋说”时也多是引用其中的叙事来解说灾异,这一征引方式与何休灾异说出现新变密切相关。

唐宋诗词名句中“僻义”正诂三则

今人阅读古典诗词名篇名句时,有时会遇到一些看似难解的句子。为了把这些句子讲通,专家学者们给出过各种各样的猜想,认定句中存在某些冷僻罕见的词义。如“寒山一带伤心碧”的“伤心”;“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羞”;以及韩愈的《和归工部送僧约》全诗,都存在这种情况。然而,这些猜想并不太准确,上述句子其实并不存在“僻义”,基于最常用的义项即可讲通。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孔广森与何休的经学之异

孔广森被有的学者视为清代第一位有《公羊》学著述的人物,但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与何休的《公羊》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之异就在于孔广森否定何休的王鲁说,自立三科九旨,没有对《公羊》学微言的阐发,只有《公羊》书法、大义的发明,从而使孔广森的经学著作虽以《公羊》命名,却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然而,孔广森的经学还是有其新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鲜卑源氏家族文化史考述

发源于秃发鲜卑的源氏家族,因北魏重臣源贺而显赫于世,并延续于北朝隋唐时期。隋代开始,该家族逐渐汉化,唐代时已彻底变为以儒家思想为本。唐德宗建中之后,因其族人源休的叛乱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家族逐渐式微,不少族人转而为商。但源氏家族并未因之株连九族,也未彻底退出军政舞台,直到北宋时期,该家族中仍有不少人任职于各地。由于宋代两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该家族中的一支先后迁徙到广东南雄珠玑巷和鹤山霄乡,以农商为主,繁衍至今,并走向世界各地。

董仲舒《春秋》学之“异外内”--以何休为参照系

“异外内”之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由于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异外内”说。何休的“异外内”说,在董仲舒那里大体已具。董仲舒的论说虽然语焉不详,但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则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大体上说,董、何对“异外内”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在对一些《春秋》经传具体文本的理解上,董、何虽然均以“外内”之辞言之,但其指向又颇有异趣。

论何休灾异说

何休认为异先于事而灾后于事,异是警示而灾是惩罚。何休是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基础,以阴阳说为理论武器来解说灾异的,认为灾异是阴阳失衡或错位的结果。何休常借助对灾异的解说表现出对一统王权、君权的拥护,对僭王、弑君、强臣专权等行为多加谴责。何休的灾异说表现出浓郁的民本思想:一是对民生的关注,另一是对民声的重视。

何休的“大一统”政治观管窥

何休作为汉代公羊学理论的总结者,依托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与发挥建构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借助于整顿和确立《春秋公羊传》义例,为困境中的今文经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同时,再一次高扬了"大一统"的旗帜。他通过对"春秋之五始"的逐条分析,从超越与现实两个维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并最终落脚于具有强烈现实指向的君臣关系。

清代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与日本士宦食事交流研究——以新史料《袖海楼诗草》中饮食记录为基础

新发现史料《袖海楼诗草》中大量记录了晚清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与日本士宦的饮食交往活动。何如璋对日本的宴饮礼仪、饮食器具、节庆食俗和宗教饮食文化都多有信笔实录。对于进一步研究晚清中国人眼中的日本饮食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离骚》词语解诂四则

《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一篇,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奇葩,但其中仍有不少地方难以确解。“修能”当即“修态”,指美好的外貌,与装饰、打扮、修饬正相对应。“日月忽其不淹兮”的“淹”是停留的意思,表现的是诗人对时光的珍惜。“伤灵修之数化”的“数化”是指灵修疾速转变了态度和做法,诗人对此痛心欲绝,《离骚》的创作与此相关。“虽萎绝其亦何伤兮”“长顑颔亦何伤”的“何伤”应解为“有什么妨碍”,这对于理解诗人的思想和行为甚有帮助。准确解诂这些词语对于深入、正确认识《离骚》有重要意义。

从宗传到宗经——王闿运春秋学的解经特色

王闿运的经学具有“突破传注 ,返回经文”的特色 ,但他有一个从宗传到宗经的过程 ,早年时期的王闿运是笃信传文的 ,到了他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春秋例表》的时候 ,开始返回经文。《春秋公羊传笺》中的返传与返经情形 ,一是对何休《解诂》思想的舍离 ,这表现最明显的 ,是他的灾异观 ,二是对传文的质疑与超越。《春秋例表》的著作动机是出于宗经 ,而由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点 ,更可以看出他的返经精神。

略论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远近内外”为中心

通过何休来解释董仲舒的春秋学,是历代注释者共同遵循的方法。近来有学者从学理上否定了这一路径,认为董学未明的症结正在于此,力图突破何休的框架另立新说,并举"远近内外"问题为例。本文从该例证出发,阐述新旧两种解说,分析出新说错误的原因在于误解了何休的"义例"。以此广论何休的"义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观念之间的关系,重申"以何解董"的方法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