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抒情的皈依与叛离——沈从文与胡兰成比较

王德威总结陈世骧等人的抒情论述,将抒情视作一种贯通古今的史观,并分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中沈从文和胡兰成是王德威论述中选取的个案,是抒情的皈依与叛离两种典型的写照。二人创作中有相似的情感载体,皆有对古典文明的继承,且都在革命的时代选择了用抒情标记心声,但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与目的。通过对话比较,可以管窥抒情的历史作用,探索抒情的底色,理清诗与史的辩证关系。

韦政通学思历程中胡适形象的变迁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开一代风气的著名学者,影响的学人不计其数,当代思想史家韦政通即是其中之一。时代的客观际遇和自身的思想探求使韦政通一生的学思历程几经波折,他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亦相应地发生了多次变化,胡适在其心目中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1954年拜入牟门后,韦政通开启了深受牟宗三影响的“信仰之旅”,一直持续到1960年。在这一时期,作为儒家信徒的韦政通对胡适多有偏见,视其为“学阀”、传统的“罪人”。1962年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韦政通的思想发生剧变,并最终脱离师门,走上了批判儒家思想、致力思想探险之路。他开始重新看待胡适,胡适在其心目中变成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一个批判传统不够深入的保守主义者,一个过渡时代的悲情人物。1970年代,韦政通经过“现代化运动”的洗礼后,走出了思想转型的激越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儒家思想。他对胡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高度评价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同时也客观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胡适在他心目中变成一个有多重面向的立体而复杂的历史人物。韦政通心目中胡适形象的变迁既体现了其自身思想的演进,也反映了台湾地区时空背景的流转,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与社会信息。

五行、九宫与八卦——胡渭《易图明辨》"五行、九宫"说述评

胡渭对后人以"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为"河图"、"洛书"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剖析,辨明了五行、九宫与八卦的关系,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之说,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它的五行生成之数说与《周易》中的天地之数说还是相矛盾的,也没和八卦发生任何关系。"九宫数"原本与九数图的"河图"(或称"洛书")也毫无关系,也是后人硬把它们扯到一起的。胡渭的考证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但他认为五行数、九宫数与八卦、古河图原不相涉的说法,还是无可辩驳的。

胡渭《禹贡锥指》的研究方法与成就

浙江大儒胡渭贯通经学,精熟舆地,撰有《禹贡》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禹贡锥指》二十卷。胡渭综合运用博征文献、援经证经、详度地势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禹贡》的地理所涉及的同名异地、记载抵牾等问题作了合理深入的考辨推断,对蔡沈旧传讹误进行了系统彻底的梳理厘正,体现了胡氏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卓越的考据水准。然而,胡渭考据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清人丁晏《禹贡锥指正误》对此多有匡正。

胡汉交融背景下的“袴褶”服饰研究——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

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对"袴褶"的词源及所指之物、穿着普遍性、流行推广,以及在魏晋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资料主要为画像砖、陶俑、壁画等。发现颜师古所注"袴褶"并非《急就篇》中"袴褶"所指本义。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时局动荡下对胡服的被动接受、袴褶的实用性等方面。

加味小柴胡汤对癌症化疗患者肝功能保护作用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加味小柴胡汤对癌症患者化疗药物性肝功能损伤的影响。方法:对33例化疗药物性肝功能异常的癌症患者,再次按原方案化疗时加用中药加味小柴胡汤治疗,从而形成自身对照研究。结果:中药+化疗组、单纯化疗组Ⅰ-Ⅳ度肝功能损伤发生率分别为29.87%和63.63%,P<0.05,且中药+化疗组的肝损伤程度较轻,P<0.05。结论:加味小柴胡汤对癌症患者化疗药物性肝功能损伤有明显的防治作用。

周代胡国历史与地理论考

胡国,归姓,本是北方媿(隗)姓赤狄部族的后裔。夏、商时媿姓的一支南迁至黄河南岸而进入中原腹地,西周时在淮河两岸建立胡国和弦国。西周的胡国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境,在春秋初期受郑武公的军事压迫而被迫向东南迁移至安徽阜阳境内,故城在今安徽阜阳西北的颍水西岸、泉河北岸一带。至春秋中后期,胡国成为楚人的附庸,完全丧失了主权。春秋后期胡国转而依附齐、鲁,公元前495年为楚所灭。

王国维、胡适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论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有诸多异同。这些异同既反映了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各自的深刻识见,也彰显出文学史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境遇。对王国维、胡适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对于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踪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论王维诗歌中的佛性观——以《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为例

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到了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到达鼎盛时期。这种佛教文化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唐代文人的创作。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文人王维就有"诗佛"之称。《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这首诗又是王维佛教诗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这首诗清楚地阐释了王维思想中的"空无观"和"清净自性"的佛性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王维认为万有皆空,人的感受也是虚假的存在,一切实相都没有实体,只有通过清净自性的方法才能克服人生的苦痛烦恼,才能真正地解脱。

多才多艺的北魏冯、胡太后

北魏冯太后和胡太后以政治上敢作敢为著称,二人也擅长文墨,雅善辞章,能够在亲览万机、手笔断决之余,与群臣以诗歌酬唱,并有诗作存世。冯太后的《青台雀》工整典雅,谱曲后入国乐。胡太后的《杨白花》哀婉动人,后来成为乐府杂曲歌辞名,历代文人吟咏不绝。

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的批评

考察、分析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说以及何启、胡礼垣对其演说内容所作的批评可以发现,同属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所以会对康有为在演说中提出的经义之论、义愤之说进行尖锐的批评,原因有二:他们认为康有为的主张妨碍中国向西方学习,阻碍中国变法图强;他们认为康有为的说法对救亡图存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且有可能招致中国速亡。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旧学商量加邃密”——记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胡适之间的学术论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陈垣关于唐代高僧玄奘年岁及出游年份的论辩,陈垣、胡适关于佛教《四十二章经》翻译年代的争辩,王国维、陈垣关于耶律楚材生卒年的考证,他们以严谨学风、求是精神和缜密方法,将学术研究推向高峰。这些学术大师商榷学术,相互尊重,"友谊比赛",不仅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佳话,同时又是当今学人治学的榜样和典范,于现代学术史研究及当代学术、学风建设关系重大。

胡一桂易学观研究

在思想创新相对不足的元代易学阵营中,胡一桂从"天地自然之易"入手,创新了"日月为易"说;从区分"十翼"中的"易"字切入,得出"十翼"的"易"字多为书名,注重对"易"书自身性质和版本的研究。在这两项研究中,胡一桂吸取了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判定和经传相分思想,并把呈现经传相分的朱熹《周易本义》作为"易"书的标准版本。

汉魏两晋南北朝胡汉饮食文化交流述论

汉魏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表现在饮食方面,胡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便十分频繁。其原因当与张骞凿空西域、夷夏观的演变以及胡汉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等不无关系。胡汉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体现出双向性、层次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与胡汉融合的历程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为人熟知,但北魏的开创者道武帝以异族征服者的姿态挺进中原时,如何调整与汉族士人的关系,如何将地方大族重新纳入新的国家政权,是解释孝文帝汉化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考察道武帝在国家制度建设以及任用汉族士人方面的作为,探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异族政权初入汉地之际胡汉融合的历程。

蜀魏“上邽之战”胡济“失誓”“失期”考辨

上邽之战中,胡济“不至”对战局影响重大,史书中却未见其咎。胡济“不至”,《三国志》载其“失誓”,而《华阳国志》《通鉴》则言“失期”。“失誓”与“失期”含义不同,“失誓”常指违背约定,当事者承受道义谴责;“失期”则往往构成军事重罪。《华阳国志》《通鉴》“失期”,应为编著者裒辑原书而致误;相比之下,《三国志》“失誓”更具可靠性。胡济“失誓不至”,或与“诸葛之成规”影响下的“汉中督”军制有关,同时反映出蜀汉后期君权渐强的政治趋势。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混乱和黑暗与它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战争的带动下,弱势的胡文化与强势的汉文化之问产生了剧烈的交流、碰撞和整合。胡汉文化冲突不仅大大的提高了胡文化的水平,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胡超伟综合疗法治疗小儿脑瘫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胡超伟综合疗法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效。方法:将130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65例。治疗组采用穴位注射、怪三针、超微针刀、微创埋线治疗;对照组采用运动疗法(主要应用Bobath法和Vojta法)等治疗。1次/d,40次为1个疗程;治疗6个疗程后综合评定。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100.0%,明显高于对照组7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胡超伟综合疗法对小儿脑瘫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且操作简便,便于临床推广。

柴胡疏肝散治疗肝胃不和型慢性胃炎30例

目的:探讨柴胡疏肝散治疗肝胃不和型慢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收治肝胃不和型慢性胃炎患者30例为研究组,收治肝胃不和型慢性胃炎患者28例为对照组,研究组采用柴胡疏肝散治疗,对照组采用奥美拉唑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研究组临床总有效率和胃镜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柴胡疏肝散治疗肝胃不和型慢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