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媒介批评思想初探

胡愈之同志从社会文化建设和民族生命力培育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他经常使用中外比较的方法来展示和概括中国新闻事业的落后状态,以刺激和推动新闻事业的改革,并通过暴露媒介及其所有制的隐秘关系来揭示媒介客观公正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对某些别有用心的歪曲性新闻报道进行有理有据的批驳,并从媒介体例的角度透视媒介整体布局中的空白,为新办媒介寻找适合的生长点和最佳的存在方式。

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上的文学翻译

胡愈之是五四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翻译家,他在1920-1923年任《东方杂志》编辑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学译作、理论文章以及世界文坛的消息。他翻译的文学作品涉及国家及作家众多,体现出作者广阔的翻译视域。他往往通过写译后记等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选择性推介,指出译作在思想或艺术方面的独特之处,同时也对中国新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引导。他的文学翻译还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文学作品、理论文章和国外文坛信息同步进行,为发展中的现代文学提供全方位的借鉴资源。

胡愈之的文学翻译

胡愈之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翻译方面的功绩一直被人忽视。通过梳理其翻译历程,可以发现其文学翻译符合五四时期的翻译目的,乃是通过翻译在中国读者中间广泛传播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使他们获得新知识,改变世界观,从而来挽救、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文化。

试论胡愈之1923年对法西斯主义的报道

法西斯主义于20世纪20年代初由《东方杂志》介绍进中国。1923年,时为《东方杂志》记者的胡愈之首次将法西斯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对其进行了"赞赏"性的报道,引起了争议。这些报道是胡愈之在探索救国路上的足迹,也是他尚未找到正确救国之路的见证。随着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赞赏者最终成为反法西斯主义思想战线上的杰出战士。

胡愈之外交思想刍议

胡愈之在丰富的社会活动经历和众多作品中,体现出较为鲜明的外交思想。胡愈之倡导以科学研究方法来审视外交,并尝试系统地提出国民外交、革命外交、国防外交等一系列概念,倡导外交研究的辅助决策和预测功能,同时强调国际宣传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

胡愈之的期刊编辑思想与办刊实践

胡愈之在长期的期刊编辑生涯中,形成了独特的办刊风格和编辑思想。他强调刊物的个性和风格,注重刊物内容和栏目设置上的创新;重视作者资源的培育;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办刊理念,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主张刊物的装帧设计要实用和美观,刊物的形式和内容要和谐、协调。

复社译本《西行漫记》的翻译学解读

斯诺作品《西行漫记》在中国现代史上地位特殊、重要。它是由中国人翻译的一部译作,是译者和原作者共同造就的不朽之作。从翻译学角度对《西行漫记》进行解读,分析翻译它的历史成因、译本的特点、原作者和翻译赞助人的关系、翻译赞助人和译者的关系,可以加深读者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一经典著作,也是对现有《西行漫记》研究的有益补充。

胡愈之文化业绩略评

被夏衍称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的胡愈之是文化战线上的光辉典范。疾恶如仇,不畏强暴,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是他与敌人斗争高贵品质的精髓。谦让豁达,淡泊名利,不自居功,无私奉献是他为人处世哲学的核心。智慧超群,落笔成文,妙语连珠,生动形象是他写作的特点。他一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业绩极其辉煌,为我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阈下的胡愈之译介活动研究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凸显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当译之文本以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从而达到"选择性适应";在翻译策略上,要进行"适应性选择",以实现与目的语多维度的适应。本文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将胡愈之的翻译活动放置于当时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以期管窥胡愈之的翻译取材和翻译策略是如何进行有效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

关于龚育之的两段公案

龚育之生前曾参与中共中央众多重要文件、文稿的起草执笔、讨论修改。龚育之生前的两段公案,一是关于"两个凡是"的起草写作,由于当事者在公开场合选择集体沉默,不加申辩而莫衷一是;二是始终坚持胡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是否与其职务任免相关。两段公案虽然随着本人辞世终究没有留下第一手材料,却折射出龚育之的政治胸襟、党性原则和理论卓识,可以引发后人对加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思考。

论五四时期的翻译与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的萌芽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世界主义思潮影响,很多翻译家在将西方文学、文艺作品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有意将生态关怀纳入其世界主义思想中,展现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思想宽度。这种寓于世界主义话语中的生态关怀隐藏在其民族主义情感背后,流露于他们的翻译文本、副文本及文学创作之中,体现了一种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的萌芽,远远早于西方在21世纪初对于生态世界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同时,这种生态世界主义对当今的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