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女子服饰的演变

从客家民系形成历史入手,以王东的"语言习俗形成说"为标志的民系形成理论为基础(即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明代中期),将客家女子服饰演变划分为3个时期并将各时期服饰形制及其特点进行归纳总结:第1时期为明代中期至清末,是客家妇女服饰形成阶段,其服装样制与中原基本一致,出现了与南方少数民族相类似的服饰特点;第2时期为清末民初的客家女子传统服饰成熟阶段,客家传统服饰样制与文化特征基本形成;第3时期从民初至20世纪中叶,为客家妇女服饰的消亡期,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并存。

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的地位变迁研究——成都龙泉洛带古镇的个案调查

关注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状况,有益于深化旅游对东道主女性影响研究和客家文化变迁研究。以四川龙泉洛带古镇为例,采取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法,综合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探究旅游发展下洛带古镇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迁状态、变迁特点和变迁原因。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影响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旅游对洛带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变迁影响强度大于社会地位变迁,且更易于被感知;旅游参与方式对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程度无明显影响;旅游影响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的原因集中表现在生计、自由空间和家庭分工的改变。

闽西客家妇女围身裙的文化特征

客家妇女围身裙是客家妇女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妇女勤劳、智慧的象征。为此,通过田野调查与分析将闽西地区客家妇女围身裙进行分类,按其形制不同分为凸字形和长方形2种,裙身以蓝黑为主色,腰头等局部饰以色彩艳丽的刺绣图纹。刺绣图纹内容多为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构图采用了对称与均衡的形式美法则。并进一步将闽西地区客家妇女围身裙与当地畲族合手巾、台湾地区的大裙进行对比发现:闽西地区妇女围身裙体现了客家服饰文化特征,既具有实用与装饰共融的统一性又具有客家服饰文化的根源性与融合性;同时与台湾地区的大裙具有相同形制与文化象征意义,证明海峡两岸的客家妇女服饰文化具有一脉相承性。

中央苏区时期客家妇女对革命的贡献

中央苏区客家妇女积极参战、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及尽其所有地支援前线等,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分析中央苏区时期客家妇女参加革命的原因及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有利于解剖历史,鼓励当今的客家妇女和有志妇女发扬优良传统,为中国的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五枚拳”对客家女性的影响

"五枚拳"主要流传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客家地区,现今流行于闽西客家地区,是福建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访谈法对"五枚拳"的传承进行梳理,阐述"五枚拳"对客家女性的影响,为传承与弘扬"五枚拳"的研究提供参考。

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妇女的精神个性

从客家山歌中,梳理客家妇女长期以来被男权文化意识扭曲异化的精神个性。

侨批记忆:客家过番歌谣中折射的社会生存心理研究

客家山歌是人民大众的歌,歌谣是从生活中熔铸出来的。下南洋年代传唱的过番山歌不仅是心灵交流的途径,也是百姓对社会生存状态以及血泪南洋史的客观记录。除兼备艺术与文学双重特征,过番山歌也是群体社会生存心理的一面镜子,是侨批记忆口述文献的有机组成。山歌中蕴含的复杂交织的生存心理与婚姻情感心理是客家族群传统道德文化、社会价值观、婚姻价值观的真实折射。

客家民间文学与客家妇女历史地位的深层构成——以客家哭嫁歌为研究新视角

哭家歌,作为客家民间文学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研究,人们甚至忽视了它的存在。千百年来,客家哭嫁歌与客家妇女相随相伴,结下深厚情结。相对于其它地区,客家哭嫁歌更有它的深层表达与特殊的涵义。客家哭嫁歌是映射客家社会万象的一面特殊镜子,它是研究客家妇女社会属性的一种崭新视角。

中央苏区客家妇女的山歌动员

客家妇女的山歌因其亲和力、表现力与感召力而被卓有成效地纳入到中央苏区的动员之中,成为动员方式的优秀范例。中央苏区客家妇女运用山歌,紧紧围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需要,通过"四全"特色的山歌动员,有效地动员了妇女解放,发动群众踊跃参加革命,发展生产,快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革命文化宣传的重要组成内容,甚至演变为苏区文化内容的核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新局面。

客家、壮族妇女遗风与太平天国妇女习尚析论

客家、壮族妇女遗风对太平天国妇女习尚和妇女政策的影响巨大,主要表现在生产劳动、参军作战、参政为官、社会交际、恋爱婚姻、妇女不缠足、宗教活动、妇女服饰、妇女教育等方面。这种影响与太平天国发源地——广西地域客家和壮族妇女遗风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广西客家、壮族妇女习俗在太平天国内一种天然的继承和发展,并非是太平天国解放妇女所采取的主动措施。

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女性的母性意识

传统客家女性具有突出的母性意识。客家女性以奉献为核心,独特、厚重、深刻的母性情怀为客家民系的繁衍、发展作出特殊贡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山歌是传统客家女性精神世界的一面窗口,展示了充满母性光辉的客家女性风采。

新旧婚俗文化与客家妇女地位的变迁——以贵港市湛江镇为个案

以"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为基本原则的旧客家礼教婚俗文化,置客家妇女于受奴役受压迫、被当作财产和工具的"第二性"地位。随着新时代来临,《婚姻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形构了包括客家民系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婚俗文化。由此,客家妇女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以及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了新社会的主人。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庙会与客家妇女——以赣州水东镇七里村仙娘庙会为例

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赣州水东镇七里村仙娘庙会进行分析,揭示客家乡村妇女的性别特征,剖析庙会与妇女社会性别形成的关系。认为庙会是性别文化的一种表征,庙会文化参与了妇女社会性别的建构。客家乡村妇女的社会性别具有较强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妇女缺失公共空间的话语霸权,私领域主动权的获得与其对家庭的贡献成正比,妇女主体身份的自我认同性较强。转型期的庙会成为重塑地方性别文化和维持客家乡村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

客家妇女与神明崇拜——以明清寺庙碑刻记载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主要以10余块留存于世的明清客家妇女参与捐田、捐款的碑刻为分析对象,探讨客家妇女的神明崇拜。明清寺庙碑刻反映出客家妇女信仰的神明涉及到不同教派神,佛教、道教、地方神均有。尽管大多数捐款妇女为本村村民及附近有姻亲关系的女子,信仰圈与社会活动圈均不大,但从明清客家妇女对社区事务有所参与,有的甚至主导了寺庙的整场捐款活动来看,传统客家妇女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梅州的客家民俗与女子教育

清代以前,梅州客家地区尽管私塾林立,崇文重教,但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作崇、童养媳婚盛行与女劳男逸风行等原因,客家女子有机会受到学校教育的是廖若晨星,因此对客家女子的教育主要通过家庭教育与民俗教化来实现。到清末,梅州地区出现了专门的女子学校,并在民国得到很大发展,使能够进学校接受教育的客家女子越来越多,出现了象梁浣春那样为梅州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女教育家,为男女均享有教育权及以后的男女平等打下良好的基础。

清末民国梅州女子学校教育的历史文化观照

清末到民国是梅州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清末,梅州女子学校教育以西方教会在通商口岸开办的女子学校作为开端,至民国得到较为系统的发展,形成了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残疾女子教育均有所发展的基本架构,为新中国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影响梅州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和区域文化两大部分。

消费语境下客家女性对爱国主义的构建

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大量舶来品来华,身体日益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肩负组织购买和消费商品的活动的中国女性,常常陷入时尚文化构建的形象世界而无法自拔。权力将身体作为消费的对象并对其进行精心而巧妙的改造,使其承载着国家的意志和民族的宏愿。以质朴勤俭著称的客家女性,成为推动妇女国货年运动的模范,谱写世俗化的爱国主义新诗篇。

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屈从——以闽西上杭客家妇女为例

客家妇女勤劳能干、善良贤惠的优秀品格历来得到人们的赞誉褒奖,很多研究者认为她们所具有的优秀品格是客家女性自我解放的成果。从对闽西上杭客家女性接受教育、形象塑造和婚姻问题的研究中,重新审视客家女性在男权话语下的无奈和顺从。

客家女性生命礼俗的人类学分析

客家女性生命礼俗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客家文化的"活化石"。其诞生礼、成人礼、婚礼、寿礼、丧葬礼,有着丰富多样的礼仪实践和特色鲜明的文化事象,具有稳定性、传承性、开放性、包容性、变异性和现实性等特征,蕴含着崇尚生命、繁衍子孙、敬祖孝悌、慎终追远、祈福避祸和男女有别等文化内涵及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深化对赣南客家女性生命礼俗的研究,对于当代传承创新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客家精神,建设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