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匈奴强盛时期,其战争诉求是要凭借强大的骑兵逼迫汉朝承认匈奴的大国对等地位,还要勒索汉朝更多的钱财物品和公主,并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在匈奴由盛转衰时期,是要击败汉朝,恢复于己有利的和亲。就算不能完全击败汉军,也要把战争作为恢复和亲的筹码。而衰亡时期,则仅仅表明了匈奴的一种对抗和存在。总的来看,在国力强盛时期,匈奴的战争诉求曾大获成功,但在其他时期都并未达到目的。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长城与汉匈关系

西汉王朝从汉武帝至汉宣帝期间，修筑了约两万里长城，其中绝大部分修建于汉武帝时期。汉长城不仅防外，同时防内，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是西汉王朝修筑和戍守长城的意图。汉长城对匈奴而言，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围困和经济上的封锁，达到了削弱匈奴的目的。汉长城对中原而言，产生了耗费巨额财力和破坏内地人民和平生活的不良影响，迫使汉武帝下罪己之诏。庆幸的是长城不能把互相连着的经济关系断绝，成为草原和中原的分界线。

匈奴与汉朝关系的民族学解读

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观点理论去认识匈奴与西汉王朝的关系,进而就会发现,中国古代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俗尚迥异,这是造成民族间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原因。在长城内外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成熟有序的经济交流互补机制尚末形成、道德价值取向和社会俗尚有较大差异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冲突和战争具有不可避免性,不以有识之士的意愿和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对阴山地区的争夺

阴山地区作为农牧交错带和民族聚集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地区。中原政权依靠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和整体的力量,在争夺中占据了优势,并通过军事推进、郡县设置、城镇建设、交通建设、农业开发等综合方式,将农耕生产方式稳步推进到阴山地区。在双方反复争夺、激烈较量的过程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阴山地区碰撞交融,相互学习,为以后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关系的处理奠定了多样化、可借鉴的模式。

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中原和西域四大经济、政治区域的结合部,又是交通要冲,地形险要,因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河西归汉后,面对政治形势和地理形势变化的需要,汉朝在河西的防务建设经历了初创和成熟两个阶段。防御措施不断加强,建立河西四郡、属国,增筑居延、休屠塞;作战方略适时调整,以河西军为主力或偏师与多路大军协同作战,使河西的战略前沿地位日益突出,成为汉朝北伐和西征的必经之地。综观汉与匈奴百年作战的历史,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汉匈关系与河西边塞诗

汉匈关系是汉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民族关系。汉匈三百多年和战交往历史,对汉代河西边塞诗歌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河西边塞诗歌多以汉匈边战为背景,以独特的视点,丰富深刻的内容,记叙了汉匈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实、历史和个体角度,重新探究汉匈关系视野下的河西边塞诗歌,对解读汉唐河西边塞诗意义重大。

基于历史军事地理视角的河西与汉匈战争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关中、西域、内蒙、河湟四大区域之间,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战略区位价值较高,是汉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河西归汉后,汉朝采取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逐步提高和完善其防御能力,继而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伐和西征,始终掌握着对匈奴交战的主动权,为汉朝最终战胜匈奴起了重要作用。但河西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显呈现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变化特点,除地缘因素外,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汉匈战争中匈奴的后勤保障

匈奴之所以能够在长达400年的汉匈战争中与强大的汉朝军队势均力敌,就是因为匈奴的后勤保证体系是相当完善且成熟的。一方面,匈奴通过内部与外部多元的粮食来源保障了军队的粮草供应;另一方面,匈奴生活的地区内充足的自然资源为匈奴的武器供给提供了保障。此外,匈奴人独有的驯马方式与先进的马具使得马匹成为匈奴人在战场上的制胜法宝。匈奴的后勤保障体系支撑着匈奴在对汉作战时能够保持较大优势。

从《孙子》看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战略得失

紧密结合相关史料与孙子战略思想的相关内容,深入分析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战略得失:在战争初期,由于践行了《孙子》的战略主动权思想,彻底扭转了对匈战争的被动局面;战争中期,由于创新应用《孙子》迂回奔袭战略思想,取得了对匈战争的重大胜利;战争后期,由于多方面违背了《孙子》的基本战略原则,导致对匈战争的连续失败。

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

两汉与周边各族都进行过战争,但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战略问题最值得研究。这是因为,匈奴、西域、西羌在反汉问题上是三位一体的,其中当然是以匈奴为主,西域、西羌则为其"右臂",故两汉王朝对三族的战争既分步骤又综合考虑。在战争中所施行的战略措施,有屯田、扩大骑兵、选将练兵、对敌分化瓦解及招抚、残酷镇压等,其中大部分战略都是成功的,唯有斩尽杀绝的战略是失败的。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结果,拓展了疆域,加速了民族融合,开辟了丝绸之路,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对游牧民族的影响

对于长城,学者们多站在农耕民族和中原王朝的角度加以认识和评价。实际上,长城的修筑,不仅影响了农耕民族,而且对北方游牧民族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城的建造,促进了北方民族专化游牧生产方式的形成与扩大,加速了草原游牧帝国的形成,同时也减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化解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从总体上看,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与斗争中,长城起到了限制和弱化北方游牧民族实力的作用。

盐铁会议汉匈战和之争若干问题发微

盐铁会议对汉匈战和进行深入、全面辩论。桑弘羊运用"大九州说"为据主战,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全新的地缘政治观;桑弘羊行刺单于说,开西汉后期行刺四夷首领平叛之先。文学不重视边地,反映其统一意识的滞后;担心统军将帅借攻匈奴分裂,又体现其统一意识的进步。贤良、文学三十八年后重启和亲主张,成为汉匈关系由战而和的转折点。

明人眼中的汉匈战争——以河套之议为中心的讨论

黄河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特别是秦汉时期,汉匈两大民族围绕着河套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首据河南地,修筑长城以防匈奴;汉元朔二年,汉军发动河南战役,重夺河南地,反映出秦汉王朝对河套地区的特殊重视,亦为历代王朝所效法。明代,由于蒙古诸部复入河套地区,引发朝廷内外所谓"搜套"、"复套"之议。值得注意的,明人对于"搜套"、"复套"无论赞同与否,秦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与措施,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数。通过明人对汉匈战争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围绕河套地区发生的游牧与农耕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