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地区藏汉民族关系调查研究——以贵南县沙拉村为例

青海龙羊峡库区移民搬迁村沙拉村的调查显示,在多民族聚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各民族互相杂居又长期友好相处,与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密切交往是分不开的。而民族关系最佳状态的形成与其民族间共同性因素的增多有着很大的关系。

人口流动视域下西藏牧区藏汉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探析——以那曲市色尼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无论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到内地,还是汉族流动人口到边疆民族地区,这种互流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巩固了社会主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了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社会交往互动与发展进步。西藏自治区是我国藏族主要的聚居地区,历史上和现实中汉族流动人口流入西藏,对于繁荣发展西藏经济,增进藏汉民族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藏汉民族关系也成为西藏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主要方面,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强基础。

甘肃汉藏杂居村庄民族关系现状——以舟曲县嗄麦诺村为个案

在甘南各地藏汉杂居村庄中,嗄麦诺村颇具代表性。两族村民使用汉语交流而无芥蒂,交错居住友爱互助,宗教信仰融合程度高,族际通婚已有发生并有扩大趋势,总体呈现出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状况。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年谱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是明代藏族史上的重要人物,受到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四位皇帝一再加封,是明代第四位获得法王名号的藏族高僧。班丹扎释与明封三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德银协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以及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都有深厚的法缘关系。他一生多次往来于汉藏之间,为促进汉藏民族交流,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做出过杰出贡献。

《万历合约》:明末川西边茶贸易与汉藏关系的阐释

元明时期,汉、藏以川西大渡河为界,边茶贸易是汉藏交流的重要内容。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国家在川西控制减弱,汉藏各方围绕川西茶叶贸易展开博弈。《万历合约》呈现了汉藏各方,官(土司)、商、民(西番)各界基于茶叶贸易所表现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冷沈土司通过对茶叶市场和交通渡口的控制来收取茶税,严打西番商贩企图行销私茶,将贸易市场西移,以及广大西番藏人对大量茶叶的需求。而矛盾的解决也是以"官"为主导,汉商协调,订立合约的方式来限制西番茶商。表明川西汉藏关系围绕市场而展开,以"汉"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在汉藏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但河西藏人并非完全被动,地方土司也并非完全控制局面,双方处于博弈态势,这种博弈关系预示着边茶贸易市场即将西移。

流动的概念:藏语■(“蛮子”)一词变迁考

元明清时期的藏文文献中,有关江南地方的记载颇多。这些记载涉及藏传佛教、经济民生、丝绸贸易及交通线路等,成为西藏认识中原的一扇明窗。藏文的“Sman rtse”(■)一词源自汉文“蛮子”,但已经没有了贬义。实际上,在藏文史籍中“蛮子”一词的内涵,最初指代南宋和南宋治下的区域,明初以后又指代产自江南的丝绸,是元明清时期西藏形成中原观念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藏文文献中“蛮子”一词的梳理,呈现1“.蛮子”从指称南宋到指代地名的变迁;2.民间对Sman rtse与摩诃至那的关联;3.蛮子地方出产丝绸等前后相续的三个内容,以期呈现这一时期乌斯藏史家眼中的中原形象。Sman rtse一词内涵的变动,是元明时期汉藏物质文明频繁交往的例证,是汉藏文明相互融合的历史缩影。研究这一关键概念,对于我们今日理解历史上中原与西藏地方基于皇帝赏赉、宗教交往、丝绸贸易及交通线路等历史极为重要。

汉藏民族和谐关系与社会稳定——基于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汉藏民族关系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汉藏民族关系发展的特点:民族团结源远流长、经济发展有利于汉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汉藏民族关系是"汉-藏-蒙-回-土"多元格局中的核心、藏传佛教在汉藏民族关系的发展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指出影响汉藏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问题:民众经济纠纷时有发生、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加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维护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实施精准脱贫、稳定脱贫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依法治理保障汉藏群众根本利益,以期进一步推动海晏县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李安宅的藏学研究及其汉藏关系论

李安宅是我国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具有深厚的传统儒学根基,也有扎实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素养,具备多视角、多学科、多维度考察涉藏地区社会的优势。其藏学研究既注重田野考察,又重视历史文献;既着眼于基础研究,又放眼现实问题,最终落脚点在于沟通汉藏,对国家建设、民族关系做出理性思考。李安宅的藏学研究源于西北之行,集中在拉卜楞寺调查,延及汉藏关系及中华民族整体性论述。他明确指出,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涉藏地区与内地应互助共进。他超越学界对其定性的“功能学派”的研究范式,从汉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对中华民族整体性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将汉藏关系史放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叙述中,着力调和“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李安宅对中华民族理论的有益贡献。他在承认中华民族内部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真正统一”原则下的“区域分工”,志在巩固国家认同。这是李安宅建构在整体里包容多元,以多元充实整体的文化模式的学术努力。

中国四个人群中MICA基因多态性研究(英文)

目的 了解中国 4个人群中 MICA基因第 5外显子 (GCT) n位点的遗传多态性并从遗传学的角度提供白马藏族起源的初步证据。方法 411个无血缘关系个体的血标本或唾液标本分别采自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西藏拉萨和云南中甸县藏族、成都地区汉族以及四川茂县羌族。以 1对跨越 MICA基因第 5外显子 GCT重复序列区的引物扩增基因组 DNA,产物用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 ,银染显色分析。结果 在 4个群体中均检测出 5种已报道的等位片段 ,并均以 A5最常见 ,在白马藏族、藏族、成都汉族和羌族中的频率分别为 0 .32 5、0 .345、0 .390和 0 .319。 A5 .1在成都汉族和羌族中占第 2位 ,频率分别为0 .2 30和 0 .2 93,A4和 A9在白马藏族和藏族中分别占第 2位 ,频率分别为 0 .2 5 4和 0 .2 72。上述各等位基因分布在 4个群体中存在差异 ,尤其是白马藏族与其它 3个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结论 MICA基因在迄今已研究的不同群体中都有 5种等位基因 ,提示 MICA基因在各群体间是在相似选择压力下产生 ,对维持群体的生理功能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各民族

清代康定锅庄：一种讨论汉藏关系的历史路径

清代康定边茶贸易,及其衍生出的锅庄,使得康定在如下三个面向符合波兰尼的"贸易港"概念特征:第一,边茶贸易是晚期帝国管理和保护下的汉藏共同体之间的外部贸易;第二,中央王朝实施的土司制度奠定了康定的"准中立性"特征;第三,锅庄贸易延续并强化了共同体间的接触禁忌。基于传统中国之历史格局,康定在如下意义上又具备超越性:首先是康定实质上也兼具帝国内部贸易的意涵,并且表征了帝国的道德秩序;其次,接触禁忌试图保护的是汉藏双方的内部整合性;最后,土司及其锅庄贵族共同构成的系统,其中立性之维持,端赖于从政治、经济、亲属制度等诸方面建构与汉藏双方的关系,从而使土司地区成为汉藏缓冲地带,也使汉藏之间成为一道不可分割的连续光谱。考察清代康定锅庄贸易,可以为处理当代汉藏关系提供历史的洞见。

康定如何表征汉藏关系——文化认同在城市景观中的实践

本文从"景观的建构"和"景观的生产"两个面向来考察中华晚期帝国以来康定从贸易港、土司城到近代城市的功能转变,反映地方社会对汉藏族群相处模式的认知。发现族群间和谐相处所依赖的模式是:社会成员存在文化认同上的辩证区分并相互推动对方发展,同时通过权威中心族群认同边界的模糊状态,来获得文化认同混杂性和超越性。这一研究对构建"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增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深入理解,可以提供来自人类学的知识洞见。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中所载汉藏关系研究

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和秦噶哔是近代最早进入康藏地区的西方人。古伯察所著《鞑靼西藏旅行记》(Souvenir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t pendant les Annees 1844,1845 et 1846)的2006年耿昇译中文译注本是原书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汇集。本文依据该译注本,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考察1846年两人由拉萨至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的押解之行,展现近代东西方人在康藏的初遇情形与汉藏关系,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康藏史、汉藏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