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禹州阎寨遗址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禹州市阎寨遗址发掘汉代墓葬6座。其中,M5和M7两座新莽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所见随葬品组合及葬俗特征鲜明,双墓室四人合葬、海蓝宝石珠等在河南地区尚不多见,为了解新莽时期豫中地区的葬俗与社会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空心砖墓发掘简报

2019年至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村清理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发现有6座空心砖墓,时代集中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圹、竖穴墓道洞室和斜坡墓道洞室等多种结构,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形制特征,对探索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韩城芝川古代冶铁遗址初步考察

韩城芝川古代冶铁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韩城芝川镇芝西村,遗存面积超4000 m^(2),考古年代为西汉。科研团队对该遗址开展冶金考古田野调查并采集到炉渣、陶片等遗物,使用扫描电镜及能谱(SEM-EDS)、金(矿)相显微观察等手段对采集到的18个冶炼遗物进行成分分析和显微结构观察。结果表明,16个炉渣为硅钙铝系高钙低铁炉渣,基体主要为玻璃相、偶见铁橄榄石,其产品是生铁,应为生铁冶炼炉渣。1个炉渣为高铁渣,以浮氏体为主、间有铁橄榄石和极少量玻璃相;1个样品的块状金属为熟铁,很可能为生铁炒钢的遗物。该遗址主要是生铁冶炼遗址,同时进行炒钢冶金活动,是迄今发现陕西渭南地区最早的生铁炒钢遗址。

汉长安城武库出土铠甲片与铁铤的制作工艺研究

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了大批西汉铁器,其中铠甲片、金属镞出土数量丰富,种类繁多。本文系统分析了24件铠甲片与17件残镞铁铤,发现残铁铤既包括铜镞之铤,也存在铁镞之铤,且存在不同的接铸顺序;所分析的铠甲片属于铜铁复合器,与铜镞之铤均存在超薄的夹铜层结构。依据两者微观结构特征,本文进一步认为具有铜铁复合架构的铠甲片是由这些铜镞之残铤经退火、锻打制成,且铠甲片的整个加工流程应完成于武库内,因此武库除屯藏兵备的职能外,还具有铁器锻造成型、加工的功能。

基于提示词优化的AIGC汉长安城遗址儿童绘本应用研究

以汉长安城遗址中椒房殿为测试对象,探究和优化Stable Diffusion中的提示词输入策略生成椒房殿复原设想图,并且依据该输入逻辑制作出儿童绘本素材图。研究将AI绘画、汉文化和儿童绘本创新性的融合,对于AI艺术应用和儿童美育教育实践具有可供参考的推广价值。

汉长安城营建中未央宫的空间作用与影响

未央宫作为整个西汉帝国的政治中心,其选址、规模、宫城形制对整个汉长安城的规划设计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界关于未央宫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宫殿本身,而对于未央宫宫城与汉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关系则仍可深入探究。本文立足于汉未央宫和汉长安城建设的动态历史过程,以历史文献,考古成果为依据,探讨未央宫营建对汉长安城城市轴线、路网分布、功能分区、标志性建筑等方面产生的空间作用与影响,并以此揭示汉长安城以未央宫为核心构建的空间秩序,以及其所蕴含的都城空间规划整体思想与智慧。

陕西西安高陵区榆楚墓地CM1发掘简报

2020年3月,为配合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融豪产业园三期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内的古代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编号CM1的墓葬为一座带有祭祀坑的竖穴墓道洞室墓,虽然墓室被盗严重,但壁龛和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和动物骨骼。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CM1的年代大致为秦汉之际。该墓的发掘为研究秦汉之际墓葬形制、随葬品和葬俗演变提供了新资料。

湖北荆州肖家窝汉墓M1发掘简报

2017年8月,荆州博物馆对湖北省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范围内的肖家窝汉墓M1进行了发掘。该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出土陶器、铜器、漆木器等遗物,年代大致为西汉早期。墓葬的发掘为荆州地区汉墓的葬制葬俗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汉中两汉三国不可移动文物空间格局与旅游开发模式探析

汉中两汉三国不可移动文物是秦巴山区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内容和区域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资源.针对汉中两汉三国不可移动文物,基于地理学空间视角,借助GIS空间分析功能,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计法研究其空间格局,探讨其旅游开发模式.结果表明,汉中两汉三国不可移动文物的空间格局与汉江、秦蜀古道呈强相关性;市域尺度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整体形成了以勉县、汉台区、城固县为核心的主密度圈和以南郑区、洋县、留坝县为核心的次密度圈,呈“内密-外疏”的空间格局;县域尺度的空间分布类型均为集聚型,但集聚化程度差异较大且空间异质性突出,层级性特征显著.基于汉中两汉三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旅游开发现状,对具有文化关联性、空间格局规律性的汉中两汉三国不可移动文物,提出运用“国家文化公园”模式进行整体性旅游开发,构建多层级系统性的整体旅游开发空间格局策略.

《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汉唐长安城讹误汇考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顾祖禹所撰写的一部历史地理名著,该书体例严谨、旁征博引,所录资料极其丰富,有关汉唐长安都城方面的记载也非常翔实。但因历史久远,其中的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以《陕西二》中有关汉唐长安记载为例,根据相关史料发现各类讹误十余处,并加以考证。

陕西西安枣园村乐学路汉墓M29发掘简报

枣园村乐学路M29为长斜坡墓道土圹砖室墓,内券砖椁。随葬品虽遭严重盗扰,但墓室内仍残留有四件硬釉陶壶、鎏金铜器以及铜车马器。该墓年代为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规模较同时期中小型汉墓明显更大,随葬的硬釉陶壶在西安地区西汉中晚期大型墓葬中多有出土,表明该墓主人生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M29的发现为探讨汉长安城周边高等级墓葬埋藏情况提供了新的材料。

陕西咸阳茂苑小区一期汉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咸阳茂苑小区一期范围内发掘汉代墓葬百余座。其中M1、M9和M49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年代从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随葬有陶器、漆器、铜牌饰、石祖及幼布三百、差布五百等王莽货币,推测墓主为居住于茂陵邑南部郊区的普通民众。这为探索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关中地区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提供了新材料。

鲁北陛刻石新考

1942年,中日学者联合对曲阜鲁国故城遗址进行调查发掘,于周公庙上层建筑遗迹内发现一件带铭刻石,其上刊刻“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故称“鲁北陛刻石”。学界对铭文中的“鲁六年”存在“鲁恭王六年”(公元前149年)和“鲁孝王六年”(公元前83年)两种解释。本文重新梳理分析该刻石的出土层位、铭文内容风格和相关文献记载,得出了“鲁六年”最有可能是张鲁王国六年(公元前182年)的结论,为重新认识该刻石提供相应的参考。

基于SWOT分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研究--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够兼顾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已成为当前大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主流模式。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运用SWOT理论,系统分析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结合遗址区周边环境特征,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探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遗址保护下的村落街巷空间评价——以西安市讲武殿村为例

以西安市讲武殿村为研究对象,结合大遗址保护政策及相关规划,基于空间句法理论,将矫正后的轴线导入Depthmap X软件中,对连接值、整合度、选择度和可理解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讲武殿村房屋布局集中,村民注重整体生活和交通,导致空间渗透性较弱;由于受公共交通发展的影响,村民日常出行受限,总体整合度较差,局部整合度较高;村庄整体选择度偏低,对村庄的对外接待潜力影响较大;村庄可理解度较低,外来人员难以对村落的结构进行感知与理解。村落公共服务设施有待完善,强化村庄空间节点功能,结合大遗址保护背景,打造舒适宜人的地方性绿色空间,提升村庄的可达性和交通保障功能,为村庄未来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环境。

有机更新视域下城市型大遗址保护利用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

处于城市周边的大遗址具有特殊的区位条件与纷繁芜杂的外部环境,文物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其保护利用工作涉及大范围、各层级、多维度、多主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由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现状切入,一方面回顾遗址区的发展演变过程,得出大遗址系统要素之间秩序的失衡是遗址区低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对近年来的保护工作进行反思,认为遗址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引入有机更新理论,将其作为一种全方位引领遗址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人口、用地、产业、空间、保障机制等角度入手,在遗址区各要素之间建立一种有机和谐的秩序,引导一种由小及大、持续渐进的遗址保护利用及区域发展模式,进而达成文物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协调。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实施效果评估研究——以汉长安城未央宫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经十余年发展已进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基于规划学科发展及未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属性及内容的总结反思,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从“效力+效用”的评估视角,从实施导向、责任导向和权益导向出发,尝试构建包含空间落实、资源维护、公众满意度三个层次、五个步骤在内的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实施效果评估方法体系并实践应用,进而分析总结提出完善动态规划编制体系及开展规划实施机制和规划实施影响评估等方面的结论与建议,以期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

汉代路县故城研究与思考

路县故城的考古工作,已经探明了城市的规模、布局和沿用情况。本文针对现有的考古工作进展,对路县故城遗址的称谓、历史变迁和城市格局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座郡县制管理体系下修建的具有口岸职能和一定军事赋能的县级城市,具有区域核心的支撑作用,影响至今。

近郊遗址区村落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探索——以相家巷村为例

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路径之一,作为中国大遗址区的突出代表,汉长安城遗址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目前汉长安城人居环境整治初步完成,如何激发下一阶段文化近郊村的发展原动力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文章以汉长安城遗址区村落相家巷村为例,探索城市近郊遗址区村落发展路径,从文化、土地、产业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其在发展中面临文化资源开发不足、闲置土地低效未利用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在文化上,盘活特色文化,塑造文化展示型遗址村落;在土地上,结合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体验空间;在产业上,以科技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带动乡村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以期为遗址区乡村如何结合城乡融合的视角进行发展提供参考。

早期秦人城址形态分析——以西汉水上游地区为例

随着21世纪初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的大范围展开,学界对早期秦文化的面貌逐渐有了新的认识。2005至2006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确认、发现了三座早期秦文化的城址遗存,它们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早期秦人城邑形态布局结构的认识。本文拟通过对这三座城址平面形态、地形选择、布局结构等方面要素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对这一地区早期秦人的城邑形态演变过程以及所体现出的文化特点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