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温病条辨》对《伤寒论》承气汤的继承和发展

《温病条辨》是温病学派大家吴鞠通的重要著作,对温病学说理论基础的建立和临床疗效的提高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中,《温病条辨》对承气汤的运用充分体现了温病下法的特色,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伤寒论》承气下法的基础上,以《温病条辨》12个承气汤方为代表的温病承气下法继承了《伤寒论》的理论精神,并在扶正祛邪、固护津液等方面有了深入的阐述和发挥,充分体现了《温病条辨》对《伤寒论》承气下法的继承和发展。

“汉制”新探——论西汉前期的“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

在西汉前期的“汉制”建构中,因政治、经济形势的需求,汉代政治制度在继承、改造秦旧制的基础上,其制度创新主要源于由儒家学者所改造的周代礼仪制度。宗法血缘尊卑之制成为“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汉制”中“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的制度架构。这种政治体制重新建构了汉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相互关系,并适应了汉朝廷对关东广大地域的统治。

汉代乘传制度探讨

汉代的乘传制度是在先秦、秦代乘传制度基础上发展和完备起来的。这一制度基本上存在于整个汉代。乘传通常有四等;但亦有超常规的六乘传、七乘传。乘传级别固然由使用者的地位、身份决定,但事情的紧急程度也起重要作用。乘传主要是在有军国大事时使用,因而对汉朝的统治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性,特别是王莽时期的滥用,使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弊端,从而降低了它的作用。

刘向校书动机发微

先秦时期文献的丰厚积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动乱对典籍流传的破坏,西汉初中期图书文献的增加,以及汉朝的求书、藏书和校书传统,构成了刘向校书的学术背景。然而元、成二朝郊庙礼制改革的论争,以及成帝朝灾异屡降,迫使成帝急需理论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加之成帝个人对典籍经书的喜爱,便效法前朝以求书、校书来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传统,这才是成帝下诏校书的真正的动机。刘向适逢其时,以其特殊的身份承担了历史交托给他的重大使命。因此,唯有全面理解刘向校书在学术文化与现实政治上的功能,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成帝下诏校书的实质目的和整体意义。

生存压力、家学传统与移民环境——韩愈寓居宣城修业考论

韩愈修业备考是在宣城完成的,居家地点很可能是在宣州之当涂县。与战乱中中原士族避乱江南一样,属于离于本籍的寄庄户,其时朝廷加强了对寄庄户的管理,寄庄户若无进士出身或出仕者,则不能享受原有士族的相关待遇,并需交纳赋税。这种境遇促使了韩愈在备考期间求仕之心益发强烈。他在远离京洛文化中心的江南修业备考,主要是接受家族文化教育,没有受到以《文选》为基础的进士科流行文化的影响,故其学保持了山东世族以儒学为中心的家族文化传统。安史之乱后,在南移世族的作用下,江南形成了兴复儒学的文化环境,其中宣州几任地方官都是崇儒之士,韩愈受到了这一环境的影响,当时与天宝年间萧颖士、李华为代表的早期古文倡导者传人多有联系,故能几次得到宣州的举荐。这表明山东士族文化南移及寄庄户生存压力,应是唐代古文运动乃至中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

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

"秦汉"往往连说,与"汉承秦制"有关。就秦汉政制对后世的影响,政论家与史论家有对于"秦汉之典"与"秦汉之规摹"的分析。而"秦汉之所赐",即秦汉历史创造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有学者以为"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鲁迅言秦汉时代精神所谓"豁达闳大之风",所谓"气魄深沈雄大",均切实准确。所谓"闳大"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历代史家对于秦汉历史地位之重要,均曾予以重视。当前的秦汉史研究,在具体的历史细节说明之外,对历史大趋势的走向应予认真考察。在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更细致地研究之外,就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民族动态、文化格局等宏观问题,也应当进行认真地探索和说明。

论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城汉河段的综合整治

分析了长江城陵矶～螺山河段行洪能力的变化和三峡水库运行后该河段面临的防洪形势,指出降低城陵矶河段水位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恢复河道原有的泄洪能力,实施牌洲裁弯、清淤疏浚和削矶扩卡等为主的工程措施。并以典型洪水为例对牌洲裁弯前后相关河段的水位、水面线及水位流量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证了牌洲裁弯对降低上游水位的明显作用和该工程实施的必要性。

与之共存 和为治先——基于唐金城公主入藏史实的考量

金城公主入藏的价值和对汉藏关系的意义一直为史家大书特写,也影响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她居吐蕃30年,以宗教文化为依托,"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为唐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新鲜经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唐蕃矛盾,减少了战争频次,对促进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推动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之共存,和为治先",对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无启示作用。

从司马迁故里看弘扬中华文明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华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司马迁故里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宣传可以看出,弘扬中华文明应注重有选择地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并且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才有利于使中华文明不断发扬光大。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汉画“周公辅成王”与汉代政治

以"周公辅成王"为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等地。周公辅成王的史实涉及幼主、权臣、宗室三个方面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周公就已被视为圣人。西汉时期,霍光和王莽都曾在政治上效法周公。霍光是比附周公的正面典型,而王莽则是假托周公的反面例子。到了东汉,官方更突出周公"圣师"的地位,并与兴学重教结合起来。"周公辅成王"汉画在东汉的出现与两汉的政治分不开,也同鲁地信仰周公的传统相关。

谈《伤寒微旨论》“伏阳成温”说

韩祗和在《伤寒微旨论》中指出温病的病机为"内伏之阳被寒毒所折于骨髓",首次提出"伏阳成温",突出外感病的温热特性,为其用药主用寒凉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温病学的萌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当权时极力宣扬"周公称王"的历史纪录,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作为儒家先驱的周公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开始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使一位曾经"践祚当国"的风云人物转型为始终克己复礼的本分忠臣。

从“二程语录”单义词看《汉语大词典》的书证晚出

《汉语大词典》是目前最具权威的一部汉语语词词典,但其书证晚出现象严重,补证这些滞后的书证,对于词语溯源和辞书编撰均有裨益。"二程语录"语词颇具特色,然辞书对其重视不够。本论文以"二程语录"语词为考察对象,共提前《汉语大词典》首引书证滞后的单义词169个。

魏汉津及其雅乐乐律理论

魏汉津为北宋后期雅乐乐律的制订者,根据其雅乐乐律所制作的雅乐当时称之为《大晟乐》,又被以其名字命名为"魏汉津乐",具有极高的地位。其雅乐乐律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身为度",二是"中正律"。其雅乐乐律理论不仅受到当时一些人的批判,也受到后人的批判。

走近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由草原牧人而一跃成为"世界皇帝"。这是一个人间的奇迹。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其武功之盛,占地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秦皇汉武难与比肩。亚历山大、拿破仑亦不足匹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如何能有此丰功伟业?而文武兼备者,如汉武帝、亚历山大者又何以无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这中间必有认识的误区,也就是对成吉思汗"文治"的认识有不足。事实上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文字的创立者,还是蒙古成文法的创立者,还是重视科技的炮兵部队的建立者。只有认清这三点,我们才能走近成吉思汗。

重塑英雄形象 再度伸张正义——试论韩愈创作《张中丞传后序》的政治用意

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在批判小人非议张巡、许远二人事迹的基础上,重塑了二位英雄形象,再次弘扬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给张、许二人予以公正的评价。但其政治用意也非常鲜明,由安史之乱而导致藩镇割据并未停息,唐宪宗即位之后以武力削藩,仍有不少人持异议,反对用兵,本文实际上是对专务姑息,为反叛势力张目者的有力回击,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