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modemity of HAN Dong＇s Poetry

With the influence ofpostmodernism, ＂Third Generation＂ poetry rushes out of elite literature and makes Chinese new poetry focus on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rson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ird Generation＂ poets, HAN Dong has created many distinct postmodernist poems. Rejecting metaphor and symbolization, he takes an oral language of original ecology as his poetical discourse mode to affirm the everyday life of here and now, and then both deconstruct metaphoric and symbolic writing of＂Misty Poetry＂ and construct a writing mode of ＂aestheticization of life＂. HAN Dong＇s poetry can be taken as a kind of construction in deconstruction.

论小说艺术对韩东诗歌创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翻译小说的译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第三代”诗歌创作。“第三代”代表性诗人韩东在诗歌的人物塑造、话语方式和时空叙事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小说并长期进行小说创作有关。首先,他早期诗艺转型期的诗歌灵活运用了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肖像描写、动作描写等手法来塑造人物、生成诗意;其次,他诗风成熟期的诗歌多使用本体式叙述和寓体式叙述两种话语方式来革新诗语和创造诗意;最后,小说多种多样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艺术手法的使用使韩东的诗歌取得了内在情思和语言形式高度合一的效果。分析小说艺术向韩东诗歌广泛渗透的现象,可进一步认识“第三代”诗歌超越并取代朦胧诗的某些重要表现和成因,看到文体跨界在诗艺革新中的特殊作用。

从对立走向共生:韩东诗歌人与自然关系书写的嬗变

近40年韩东诗歌内容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整体上经历了从人与自然对立到人与自然共生的转变。其转变的内在依据与韩东的自然观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人文主义,审美观从人化自然的审美观转向生态审美观,感知视角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艺术经验从象征、拟人转向感官化的叙述方式有关。这种嬗变轨迹表明韩东的诗歌精神从现代精神逐渐走向了后现代精神。韩东诗歌人与自然关系书写的价值在于不仅包含了人本主义和物本主义两种自然书写模式,而且从弃绝我执的大我视角来书写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使人与自然都回归到生态本性,暗示了宇宙间神秘力量的存在,可增强人们对宇宙的敬畏之心。

跨界影响:论韩东与毛焰的艺术互动

作家韩东与画家毛焰多年来的艺术交游颇具自觉意识,他们都强调与自身所处领域的“断裂”,并由此凸显跨界交流对彼此创作的重要性。在这一互动中,韩东吸取了毛焰的“慢”艺术观念,完成了由原来的“习作作家”向“作品作家”的转变,毛焰绘画的灰色语言在韩东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并呈现出相似的精神取向。以韩东为题材的作品《我的诗人》的出现,则促使毛焰在绘画中重视对当代人存在状态的深度表达,此外,受韩东“有距离的抒情”观念的影响,毛焰有意识地在绘画时克制欲望的表达,画面转入宁静乃至混沌之境。韩东与毛焰的互动是双向的、自觉的,并对各自的创作转型产生深刻的影响,体现了诗画互动的现代表现形式,对于考察现代语境中的文艺跨界行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西汉时期“大共同体本位”之构建——以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为视角

“大共同体本位”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首先提出来的,旨在说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维系自身统治的过程中借助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一系列相关制度措施使自身统治以较低的代价达成了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圈的文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尤以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思想对维护中华民族“大共同体本位”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使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思想得到了初步的定型进而影响了后世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构建“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出发,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为切入点探寻其对构建西汉时期国家“大共同体本位”的作用,为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祖国的团结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

董仲舒“天人一”说的思想史意义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彰六经,得到实施后,儒学遂占政治主导地位。尤其是他提出的“天人一”命题,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对儒学思想贡献甚大。大千世界由天和人有机统一而成,单独的天或单独的人都不足以为世界。“天人合一”理念是一种复合本原模型,有别于单一本原思路。董仲舒的“天人一”既由天到人,也由人到天,是两个环节的有机统一;阴阳五行作为万物构成的材料,在世界本原结构中居辅助地位。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天人合一”观的代表,也成为北宋大儒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直接源泉。

语言·触觉·在场——读韩东《生命常给我一握之感》

《生命常给我一握之感》是韩东创作的一首4节15行的自由体诗,收录于诗集《奇迹》。通过细读,可以看出韩东极其敏感地捕捉了“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现代性的触觉经验,以在场写作的姿态传达了对生活现实和个体存在的深切体悟。触觉,表现着一种积极的、真实的“在场”,也成为韩东诗歌中拒斥“世界的现实”的“希望所在”。

《史记》《汉书》之董仲舒书写析较

《史记》《汉书》皆记述董仲舒之生平及成就,《史记》将之置于《儒林列传》中,《汉书》则为之单独立传。《史记》所载稍简,共六项;《汉书》则颇详细,增减为八项,较诸《史记》,所增项目虽然有限,但篇幅则多达二十余倍。究其原因,一是《史记》《汉书》虽皆为正史,但两者由于所记起讫之年代,以及是否获得官方认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二是司马迁、班固两人对董仲舒之学的了解及影响程度不同。两人或导其源,或浚其流,皆对表彰董仲舒之学及其对儒学的贡献卓有功绩。

湖南汉族、侗族16对遗传性状的调查

本文对湖南汉族、侗族的 16对遗传性状进行了调查。计算出了每对性状的出现率及除扣手和交叉臂外的14对遗传性状的基因频率 ,分析了民族间和性别间的差异 ,同时还分析了惯用手、扣手、交叉臂之间的关系。

生命与空间：韩东诗的另一种解读

如从时间性上区分朦胧诗与第三代诗,那就是前者"相信未来",后者立足"现在",而历时性的消解,必然带来空间性的空前开拓。韩东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领袖人物,他的生命诗学,在抛弃穿越历史隧道的"未来"这一纵向时间后,于空间范围内还原生命本体的过程中发散出特有的生命经验。由此,在他的笔下,便出现了两种生命最常见的存在方式和展开方式,这便是空间中的"游走"以及由空间距离所产生的人际"间性"——所谓"关系"。

东—韩地区延长组长2油层组储层孔隙结构特征

采用物性分析、薄片观察、扫描电镜、常规压汞等方法,对低渗透储层特征及孔隙结构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孔隙结构对低渗透储层物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储层孔隙类型有残余粒间孔隙、溶蚀孔隙、晶间孔隙、微裂缝,以溶蚀孔隙为主要类型;喉道类型以细喉道为主;孔隙结构以中孔-细喉道型为主,其次是小孔-细喉道型、大孔-中粗喉道型;孔喉半径越大,低渗透储层的渗透性越好;分选系数和歪度系数反映了低渗透储层喉道大小不均一、类型多样及储层微观非均质性强的特点。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后汉书·东夷列传》与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述论

《后汉书·东夷列传》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沃沮、濊等东北边疆的民族,而且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述这些民族的文化。在所记述的文化当中,表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沃沮、濊等东北边疆民族鲜明的地域特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记述,实际上是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书写,是我们今天从整体上认识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依据。

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

本文为微型作家论 ,是对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界有代表性的几位作家的点评 ,以揭示他们在 90年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 ,以及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性的特征。

东汉孝女曹娥原为“巫女”考论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曹娥是一名孝女,而不知道她还有另一种身份——"巫女"。东汉上虞县长度尚以"神道设教",因势利导,将中原儒家伦常观念植入曹娥故事,成功地把一个巫女塑造成为一个孝女。孝女曹娥的故事,是汉代以降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伦常观念与正处于地域文化转型中的会稽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明清时期汉文化影响下的侗族南北文化差异

源于百越族群的侗族,在唐宋以前主要分布在诚、徽、沅、靖州等地,并没有开始南北侗族的分化。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经营形成了侗族南北两个区域在语言、民歌、建筑、风俗等方面的不同风格特征。侗族南北文化的差异,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多元文化交流中的变迁和融合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独尊儒术与重继道统——汉、唐儒学文化观的个案比较研究

董仲舒和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具有不同的特色。董仲舒需要整合百家之学,而韩愈面对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董仲舒主张尊孔,韩愈提倡尊孟;董仲舒侧重于立道,而韩愈侧重道统的弘传;董仲舒重视天人关系,韩愈关注心性问题;董仲舒对汉代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韩愈与宋代理学亦有内在的思想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汉、唐儒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思想史意义。

东汉游学活动初探

东汉时期由于统治者奖崇儒术 ,广设学校 ,选举重经学、重名节 ,游学之风盛行 ,表现为游学内容的丰富性、游学方式的多样性和游学者社会出身结构的复杂性 ,由此造就了大批专心著述讲学的经学大师 ,培养和网罗了大批智能之士充实各级官僚机构 ,推进了儒家道德教化 ,促使师长与学生封建依附关系日益凝固化 ,并结成庞大的私人学术。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