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汉代牛酒赐予现象新论

汉文帝即位伊始,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开始将民爵与牛酒一同赐予百姓。统治者在赐民爵的同时举行饮酒礼,以期厘定新的等级秩序。汉武帝在位时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并扩大了牧场面积,为汉王朝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宣元之际,这些被俘获的牲畜很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牲畜老病问题。因此统治者进行了高频率的牛酒赐予。王莽时期为了与汉王朝划清界限曾一改牛酒赐予故事,对民众赐予羊酒。东汉以降,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频繁且大规模的牛酒赐予。

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汉画黄帝图像与汉代的黄帝崇拜

汉画中的黄帝图像,从画像内容来看,主要分为黄帝画像、黄帝升仙图、黄帝出行图和黄帝四神像。从刻画人物形象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了黄帝帝王之尊的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神化的黄帝形象,主要刻画为熊首人身的人兽混合的形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崇拜的热潮已经在社会上兴起,但先秦时期对黄帝的尊崇仅限于传说故事。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盛行,黄帝被作为远古圣明的君主进行效法和祠祀;东汉时期,随着谶纬的兴起和原始道教的形成,黄帝被神化和仙化,成为道教的主要神祇而广受膜拜。汉画中把黄帝刻画为熊首人身的形象,既与黄帝部落熊的图腾信仰有关,也与熊的特殊习性和对熊的力量和生殖崇拜与辟邪习俗有关,更是与汉代把黄帝神仙化的艺术表现密切相关,彰显了汉代对黄帝的崇拜和审美意识。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汉灵帝末期地方州牧制度的重建与效果

在西汉武帝时,刺史职能仅限于监察。然随中央权力之扩张,刺史始在地方寻求更多利益。光武帝后,刺史获得军权和举荐官之权,且无需赴京师考评,监察权侵蚀行政权,表明中央权力的涣散。州牧废置反复,汉代州牧乃上古时期“想象”的地方最高长官,在多种危机集中爆发之际,灵帝通过州牧制度的重塑,希望强化中央政权在地方的正当性与神圣性。然而,这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尽管灵帝并未计划将州牧制度变为常规,但由于急逝,州牧的再建产生相反的效果。州牧的建制并未解决问题,反而促成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说明应该制定更为稳定、可持续的政策来缓解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而非依赖临时措施来解决根本问题。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论东汉外戚封侯

东汉外戚封侯始于光武帝时期,并集中于东汉中后期。外戚封侯以东汉皇帝颁布的诏书作为重要依据,涉及外戚封侯的程序、对象与标准、食邑制度等内容。东汉外戚封侯反映了外戚和列侯存在一定等级对应关系,不仅确定了外戚群体在爵位等级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而且成为外戚扩大权势的一项措施。这一现象与东汉政局演变密切相关,并在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功能与弊端。但就整体来看,东汉外戚封侯发挥的社会功能居于主导。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汉武帝的通经致用观及对汉代经学的影响

汉代通经致用经学观的形成与汉武帝的提倡与实践有关。他要求大臣“以《春秋》对”,要求对策者“取之于术”,即提倡通经致用。他强调以经决事,如他以经决狱,在人事任免、战争、礼乐活动、治河等方面依据经义而行;他还注重官员通经致用的能力。武帝对通经致用经学观的提倡与实践,得到两汉君臣的响应,最终成为汉代经学之特色。

辽朝赐汉人国姓考论

辽朝赐汉人国姓者共9人,分别为韩德让、陈昭衮、王继忠、李仲禧、刘霂、王观、杨兴工、张孝杰、李俨。前3人为圣宗所赐,后6人为道宗所赐。因韩德让的后代与李仲禧之子李俨都有国姓,故大多学者认为辽朝赐姓同中原王朝一样,均是赐姓一人,延泽后世。韩德让因与萧绰关系特殊,赐国姓、出宫籍、隶籍四帐皇族中季父房,身份地位发生改变,故其后代可以继承国姓,而余下8人赐姓仅涉及个人,李俨的赐姓乃是《辽史》漏载。

辽朝臣子进献诗赋现象探析

辽朝建国后出现了臣子进献诗赋的现象,且集中出现于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时期。此现象的出现与辽朝受汉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在辽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及辽朝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从辽圣宗朝开始,辽朝君臣的汉文化修养有了很大提升,向君主进献诗赋的行为开始风行。进献诗赋者的身份、民族出身,所进献的对象及所进献诗赋的题材、内容、目的等都呈现多样化特点。辽朝臣子进献诗赋的现象是辽宋时期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具体体现。

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

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

陕西三原县天井岸村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调查简报

三原县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由天井壕和五座夯土台构成,根据采集到的遗物判断,应属于西汉晚期的礼制建筑遗存。或分属于天齐公祠、五帝祠,与西汉晚期形成的郊祀制度密切相关,是汉文明中南向理念、中轴对称理念确立的标志。

曹操霸府述论

汉末建安年间 ,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 ,建立起霸府统治 ,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 ,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 ;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 ,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 ,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 ;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 ,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 ,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 ,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 ,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