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汉武帝的通经致用观及对汉代经学的影响

汉代通经致用经学观的形成与汉武帝的提倡与实践有关。他要求大臣“以《春秋》对”,要求对策者“取之于术”,即提倡通经致用。他强调以经决事,如他以经决狱,在人事任免、战争、礼乐活动、治河等方面依据经义而行;他还注重官员通经致用的能力。武帝对通经致用经学观的提倡与实践,得到两汉君臣的响应,最终成为汉代经学之特色。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

返魂香与伏虎兽:从罗马到汉朝——《海内十洲记》所记西胡月支国朝贡事发微

汉武帝一生好四处巡幸,曾到过安定和回中一带多达十余次,并于汉征和三年(前90年)在安定接见西胡月氏国使者,接受了返魂香与伏虎兽等神奇礼物。这些贡品产自遥远的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罗马帝国,是月氏人通过丝绸之路长途贩运到中土的。这也反映了自张骞通西域之后,古代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东西方物种传播与文明互动的重要通道。

略论汉武帝对封国的处置

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便与西周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产生矛盾。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一直绵延至汉代,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加以调和。当汉政权逐步稳固、经济恢复并发展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演变为分裂与统一之争。汉武帝采用政治与法律的手段强力推行郡县制,反击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挑战。事实上,汉武帝清除分封制并不彻底,一些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如他对同姓诸侯王及王子侯的严厉处置,打破了宗族势力与外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皇权易主。

汉武帝朝酷吏政治的兴起与演进

汉武帝朝的酷吏政治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和汉武帝使用酷吏加以解决的产物。它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汉元光、元朔期,酷吏随儒家政治代替黄老政治而起；汉元狩、元鼎期,酷吏张汤决断国政,酷吏政治取代了儒家政治；汉元封、太初期,在杜周、王温舒的示范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批酷吏；汉天汉、太始、征和期,酷吏政治的恶性发展导致了官僚队伍的分裂,终于酿成“巫蛊之祸”。前期,酷吏镇压的主要对象是豪强,作用也是积极的；后期,酷吏镇压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不值得肯定。酷吏政治恶性发展形成的“巫蛊之祸”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汉武帝时代的皇权与酷吏

汉武帝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提供了酷吏盛行的社会条件。强化、巩固皇权需要酷吏,皇帝欣赏、重用酷吏。酷吏参与律令的编次论定,为维护皇权提供法律依据。酷吏搏击宗室贵族、豪强兼并之家,镇压吏民反抗,铲除强化、维护皇权统治的障碍。酷吏是皇帝得心应手的鹰犬,皇帝是酷吏至高无上的靠山,当酷吏违背皇帝的旨意,人生也就走到了终点。

《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

传世正史文献对汉武帝时期使者出"西夷西"四道的记载,内容大多近同,具体分述上仍然存在一些差异,甚至不少记述互有抵牾,如出"四道"与五地、"出邛、僰"与"出徙、邛"、"出僰"与"出西夷西"、"出莋"与"闭筰"等。这些文献"讹误"的地方并非全都是错漏,反而是不少真实历史信息的反映。在西汉开发西南夷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西夷西"道路与古代民族通道、汉代诸多官方政令、汉夷关系等方面的综合考察,汉武帝元狩年间求通"蜀身毒道"的"出西夷西"的四道是"出駹"、"出冉"、"出徙(邛)"、"出邛、僰"四道。

汉宣帝“武帝正统”的树立与戾太子案之昭雪——从夏侯胜诽谤案谈起

卫太子刘据死于巫蛊之祸,此后,武帝醒悟太子无意谋反。但囿于太子与他兵戎相见的客观事实,以及皇权交代之际的政治忌讳,汉武帝在其有生之年仅仅为太子做了极为有限的平反。昭帝之立以卫太子败亡为前提,这决定了辅政的霍光只能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恢复卫太子之孙的宗室身份,客观上迈出了卫太子平反的重要一步。宣帝即位,与霍光合作树立"武帝正统",为达此目的,宣帝在不违背礼制的前提下,首先为卫太子正名。紧接着,"武帝正统"最终确立。

论秦皇汉武的齐鲁文化情结

秦皇汉武都有浓厚的齐鲁文化情结,他们多次到齐鲁巡游,沐浴齐鲁文化的灵光,使自己的活动打上齐鲁文化的印记。但后来两人对儒学的态度却绝然迥异:秦始皇制造了惨烈的"焚书坑儒",汉武帝却推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两者的天渊之别源于不同的时代条件和他们各自的不同应对之策。

《史记》所叙汉武之拓边陲

汉武帝利用汉初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开展了拓边活动,平南越、东越,使西南夷,定朝鲜,更主要的是击匈奴、通西域,最终取得了成效,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记》以其独特的视角,从营造强烈的辩论氛围、显见匈奴之干系国家财政的盈耗、表现汉武决策的缘由与成效、衬托年轻军事外交人员的胆识与才能,到蕴含着对拓边陲"非常之功"的赞誉等多方面,记述了汉武的拓边行动,并总体上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

以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10年代初为界,近四十年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初步反省期,学者论证了《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的观点,否定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而实行这一政策的说法;不过,对于这两句话究竟是由谁提出来的问题,学者普遍缺乏探索的兴趣。第二阶段属于深入辩论期,这两句话产生了两种用法,贬义用法认为它们在思想上属于专制性质,褒义用法则认为它们是对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恰当描述。对于武帝或汉代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问题,学者提出了多种意见;同时一般不否认班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概括。第三阶段属于学术总结期,有多篇综述发表,有多位学者认为易白沙是这两句话的真正提出者。目前,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有待于形成新的学术共识。

试析汉武帝时期的内朝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官制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变动演进之中的。秦朝以后两千多年中央官制的演变,从一开始就以侵夺相权、强化皇权为其基本历史线索和主要内容,它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方向和性质是封建政治和中央官制的日益专制化。汉初官制多沿用秦朝制度,到汉武帝时期开始演变,内朝的创置过程,伴随着相权的削弱和皇权的加强,从而使汉代的国家权力机构明确分为两大系统,并构成了汉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权力结构。

汉武帝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确立

汉武帝通过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推行中央集权的财经政策和官府垄断重要工商业的专制主义经济制度,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主义思想文化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独特专制主义制度特色的制度模式——一体化专制制度。

李百药《赞道赋》中汉武帝相关典故的考证

《贞观政要》卷四李百药《赞道赋》中有一句,"彻居储两,时犹幼冲,知防年之绝义,识亚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业,绍三代之遗风",对此学术界颇多误解。经考证,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关于汉武帝做太子时的典故,这两个典故均出自《汉武故事》。

汉武开边《大理上下四千年》——《大理上下四千年》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编写课题组

从史料看，云南自公元前3世纪就与内地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战国有楚将庄蹯率众王滇；秦时有五尺道之开凿；至西汉武帝，中原王朝对云南的开发更是进入了高潮。经过前后三十年的经营，西汉王朝于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立郡县，大理地区则属益州郡管辖。郡县制在云南的推行，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汉初制度多疏阔 ,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 ,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 ,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 ,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 ,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 ,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分析这一现象 ,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 ,从中获得历史启迪。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