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汝霖及其《韩集谱注》考论

蜀人樊汝霖的《韩集谱注》是宋代较早的一部韩集注本,其体例承自嘉祐蜀本分体编排,在考订年月、勾稽本事、阐发主旨方面用力尤深,对后世韩集注释产生了深远影响,惜今已亡佚。现根据《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韩集举正》等书中所保存的樊注,梳理樊汝霖生平行迹,探讨《韩集谱注》的成书流传情况、体例及卷数等相关问题,并揭示《韩集谱注》的注释特色与价值。对樊汝霖及《韩集谱注》进行研究,有助于梳理宋代蜀地韩集注释谱系,推动宋代韩集研究和文学阐释学研究。

从贾谊传记看《史记》《汉书》的差异及其意义

《史记》《汉书》对贾谊传记的叙写有较大差异。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传,对二人的不遇经历深表同情,并谤刺了世道的不公,笔含感情,气势奔放;而班固则有意收录了贾谊的政论文,着力描述了贾谊的政治活动,叙事严正,情感内敛。上述差异源于班固对儒学的尊崇。东汉时期,儒学定为一尊,班固的史书创作以儒家思想为统摄,以宗汉为旨归。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熏染了班固中正平和的性格气质,使得《汉书》风格典雅凝重。贯穿于《汉书》中的正统情怀、仁政礼义、忠君爱国等儒家学说对于维护大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昭显汉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弘扬爱国思想意义重大。

礼器与“汉道”:海昏侯墓“籍田”器的制度及政治考察

海昏侯墓出土的“籍田”器是昭、宣时代政策转向的器物表征。此种礼器被刘贺随葬于身旁,一方面是一种纪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劝农”之风的再兴以及“汉道”的调整。就“籍田”的礼制要求来说,田间劳作、宗庙祭祀与宴饮庆贺为三大主干内容。在礼器的选择上,刘贺墓中没有出现体现田间劳作的农具类礼器,而是以承担宗庙祭祀功能的鼎和宴饮庆贺活动中的灯作为礼器代表。前者作为宗庙之器,是祭祀时行礼的物品,更是“汉道”绵延的重要载体。后者则配合着夜饮活动,与“劳酒”相关,因“劳酒”在时间选择上以夜晚为佳,故以灯为礼器代表。

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关系考述

文章介绍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作者及其抄本的情况,考证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蒙古文译本《西厢记》的关系,认为达斡尔族《莺莺传》来源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进一步比较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的关系。敖拉·昌兴的《莺莺传》说明了达斡尔族与满族、汉族存在着复杂的多层次文化交流关系。

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方成珪《韩集笺正》校注特色探析

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典籍整理繁兴,韩集研究也出现了高潮,方成珪《韩集笺正》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文献。成珪博学洽闻,潜心研读韩集多年,其《韩集笺正》以深厚的小学知识为基础,结合以韩证韩的思路,遵循严谨求是的原则,对韩集进行校注,体现出清中期考据学盛行下韩集整理的特点。书中多有创获,观点可信,为后世韩愈研究提供了借鉴。

论韩愈的鬼神观念--从“多尚驳杂无实之说”谈起

张籍指出,韩愈为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对韩愈文集作文本分析可知此言非虚。韩愈古文确实表现出“驳杂无实”的特征,反映出其信仰世界中的鬼神观念,形成因素是古代鬼神观念的影响、自身儒墨并用的意识及其早年经历,在早期杂文中已初露端倪,因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潮州后接触了岭南敬鬼神的风俗得到强化,在潮州的祭神活动和因此创作的一些祭神文和碑志中更加突显,并不背离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而是成为儒家实现政治统治的辅助手段。

地动仪的史料和模型研究

史料对地动仪的记载并不是孤证,在范晔前70—150年就有记载。研究了国内保存最早的7种有关地动仪的史料刻本,逐字对比了它们与《后汉书.张衡传》196个字的异同,共得到238个字。司马彪《续汉书》对仪器有3点重要的限定,袁宏《后汉纪》又增6点重要信息。初步澄清了研究上的11项疑虑,介绍了近年间国内外的7个地动仪复原模型,依其原理可分为悬垂摆、斜置垂直摆、自由杆3类,进行了分析评述。

《张衡地动仪文献蠡读》补论——兼论文献与科技史模拟试验的关系

研究表明,在复原研究地动仪时,袁宏的《后汉纪》中的相关内容应作为首选文献,而《后汉纪》提供的信息表明,张衡的地动仪很可能原理正确,但反应失灵。通过对历史上“京师地震”和“陇西地震”文献记载的分析,进一步否定了用公元143年陇西地震来测试地动仪的可能性。在科学史模拟试验和复原研究中,文献与模拟试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奈的张力关系,其可靠性与所研究问题的学科属性密切相关。

王郎垮台与更始灭亡要因发覆

传统看法认为王郎主要被刘秀所灭,更始主要因赤眉而亡,但本文认为实际情况却是:王郎垮台关键是更始派遣六路大军所致,刘秀的作用远不如正史所载;而更始帝刘玄表面虽为赤眉所灭,但对其贼害最大、打击最致命的当属刘秀在河北的叛变及对他的直接进攻。之所以会出现历史记载不实的情况,既与《后汉书》等诸史的正统笔法有关,更与汉明帝御审之《东观汉记》对史实之遮覆及对刘秀之回护有关。

中国土地政策目标的障碍与现实选择

我国土地政策目标是以整个农业发展目标为基础 ,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基本出发点的。然而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客观规律的作用及内外部环境的制约 ,土地政策目标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矛盾或错位。具体表现为 :( 1 )土地使用权与产权异化的矛盾 ;( 2 )土地资源保护与比较利益的冲突 ;( 3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与外部环境的矛盾。因此有必要重新选择我国土地政策的中心目标。我国土地政策的核心目标应是以效率优先为原则 ,扩大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边界 ,以全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而具体的实现途径包括 :( 1 )推动土地承包的物权化和产权持有 ;( 2 )增加投入与激励相结合 ,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 ;( 3 )培养土地市场与价格体系 ,促进土地合理流转 ;( 4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优化外部环境。

蔡谟《汉书音义》考索

本文通过对比裴骃《史记集解》和颜师古《汉书注》,认为裴骃《史记集解》所引《汉书音又》即蔡谟所著。这部著作是南朝至唐代以来《汉书》最为通行的注本,也即《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本。在此基础上,又就《汉书音义》的成书、流传、价值等问题略作考索。

王逸著述考略

王逸曾参与了《东观汉记》的编撰工作,他的著作除了《楚辞章句》外,留存于世的作品非常稀少。后人所辑,也有不少疏漏。按照《后汉书》对王逸作品的归类,依据书目记录和后世的辑佚,可以考知的王逸著述有"赋"类两篇——《机赋》和《荔支赋》,"书"类一篇——《与樊英书》,"论"类一部——《正部论》,《折武论》和《玉部论》是《正部论》中可以考知篇名的两篇文章,"杂文"类现存有《临豫章教》残句。

《神农本草经》成书考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有关古书成书的讨论越发热烈。结合新的理论观点,借助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综合分析,同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神农本草经》成书过程、文本状貌更为细密的探究成为可能。该书是以早期本草类文书为基础逐渐生成的,这反映出早期药物学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目前所知最早的《本草》古书出现在东汉后期,之后的魏晋南北朝300余年,本草著作蓬勃发展。其间《本草》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其一,书名众多;其二,出现同书异本、同名异书现象;其三,《本草》的整理和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对于《本草》作为“经”的确立、定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梁陶弘景整理的《本草经集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本。《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其经典化历程展现出士人对技术类文本所持的一种尴尬态度和折衷处理方式。

谢陛的正统观与《季汉书》的编纂

谢陛在继承前人正统说的基础上,提出"古今有有统之世,有无统之世,有分统之世"的观点。并认为三国时期应该属于有统之世,而正统应归于刘备。基于此一认识,他对《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尊魏为正统,大为不满。因此决定遵张轼和朱熹的义例,编纂《季汉书》。该书主要依据《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晋书》等编纂而成,但不是简单照抄,而是对旧史中相关人物传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其全书的史料价值自然难以超越旧史。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后汉纪》校读箚记

《后汉纪》是研究东汉历史的重要文献,现在流传的两种标点本在校勘标点方面都存在一些 可以商榷的问题,本文从文献对勘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是正了其中的二十六条。

论北魏后期地方长官本籍任用——以汉族士人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后期,地方长官的本籍任用成为汉族士人彰显权势的突出的现象。本籍任用的现象与汉族士人强烈的乡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又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因而更受到汉族士人的重视。北魏朝廷既注意通过对汉族士人的本籍任用来增强他们的权势,以保证其统治顺利运行,但又保持了对这一方式的谨慎运用。汉族士人本籍任用的出现表明了他们在北魏王朝政治地位的上升。

论元明八仙戏

在元明杂剧中神仙道化剧所占比例很大 ,而八仙戏又是神仙道化剧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元明八仙戏的情节结构与叙事意向受到唐传奇《枕中记》很大影响 ,但由于时代精神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艺术风貌。元代八仙戏以马致远的创作为代表 ,他与李时中等人合作的《开坛阐教黄粱梦》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明代汤显祖创作的《邯郸记》是八仙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论韩愈的“《易》奇而法”

本文以韩愈《进学解》里"《易》奇而法"这句断语为切入点,结合其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界定他所谓的《易》"奇"有什么具体含义,再看看他是如何取"法"于《易》的,从而深入探讨他对《周易》的独特解读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