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下汉剧非遗保育与传承——以“数·剧”TD项目为例

传统汉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加强其文化传承教育,推出“数·剧”TD项目,旨在通过数字化技术、虚拟IP、交互技术、TD生成,为汉剧注入新的生命力。

从唱腔的遗传基因为广东汉剧寻根溯源

广东汉剧,也称为粤东“外江戏”。关于广东汉剧的源头,史学家、理论家、艺术家们都有独到的见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有关广东汉剧源流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即使有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只是比较简单、零散而不够系统的探讨。在此以其唱腔、音乐形态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深入系统地剖析,并结合湖北汉剧的唱腔、音乐特点等,对其进行分析、对比,寻找、确认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京师尚楚调”的回溯与反思

清乾隆时在北京活动的楚调,可能已包含皮黄;嘉道以后又有更多湖北艺人进入北京,所唱“楚调新声”主要为皮黄。从后人一些记述看,楚(汉)调皮黄、徽调皮黄和京调皮黄的区分主要是在语音,但余三胜等楚(汉)调艺人所唱皮黄主要是以唱腔的新颖动听取胜,而不是靠原先的“地方特色”。楚调进京并与徽调、京调相交融,包含了对地区界限的跨越和对曲腔种类界限的跨越,这样的发展路径与近数十年来固守“剧种”界限的做法不大吻合,值得研究。

核心承继·多元并置·融合重构——广东汉剧声腔源流考证

从传播媒介与历史传播路径来看,湖北汉剧向粤东的传播并非直接传播,而是以“外江戏”中的湖南祁剧班为媒介,分两条路径进行:一是沿着客家人的“南迁之路”将汉调传入粤东;二是沿着广州商帮的“经商之路”将汉调带到粤东。从声腔比较与分析中,发现广东汉剧不仅承继了湖北汉剧声腔的核心基因,而且还吸收了“外江戏”中的徽剧、祁剧、昆曲等外来剧种声腔和客家本土声腔的部分表演成分,是一种多元并置、融合重构下生成的地方性剧种文化,具有典型的承继性与变异性文化特征。

汉剧曲牌音乐对南北曲的继承与发展

汉剧是中国板腔体戏曲皮黄声腔的代表性剧种之一,同时也深受古代南北戏曲曲牌体音乐的滋养。依循传统曲学方法对汉剧曲牌进行分析,可知其与宋元明以来的南北曲词式、乐式有不可忽视的紧密联系,末句腔式的一脉相沿亦是对南北曲“定板”传统的坚守。汉剧曲牌音乐投射出戏曲由曲牌体结构体制转向板腔体结构的过程,受南北曲音乐传统的影响,皮黄腔实现了南、北戏曲音乐风格的深度融合。

伍重与夏隆:有机建筑分野

自19世纪末,有机建筑区别于欧洲理性主义作为广义现代建筑的分支而发展。1950年代,正统现代建筑被后现代主义建筑师挑战,而倡导有机建筑的建筑师们躲避了他们的围剿。恰逢其时,两位现代建筑大师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与尤恩·伍重(Jorn Utzon)以各自背景出发,设计并建造柏林爱乐音乐厅与悉尼歌剧院,产生深远影响。两位建筑师在有机建筑思想上的表达不尽相同,意喻着有机建筑演变的分野,两座建筑是对广义现代建筑的扩充与探索。本文从有机建筑理论的发展脉络出发,辨析两位建筑师“有机”思想的来源,通过讨论其形式来源、几何性、自然表达等方面,区分出三组“有机建筑”的特点,发现其都来源于建筑师根据自身不同背景对“有机”与“自然”要素的思考。伍重和夏隆的建筑分别从精神性和实际性出发,以“有机”的思想呈现自然的生命力,代表着两种有机建筑,成为现代建筑“新传统”的延续。

汉代百戏之角抵戏、乐舞杂戏服饰研究

汉代百戏包罗了众多的艺术表演形式,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为角抵戏和乐舞杂戏,但其服饰却是学界触及较少且常常被人遗忘的领域。以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为例,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文献史料结合文物史料比对分析,深入探讨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发展的社会背景、形制及其与汉人日常生活服饰的关系。研究表明:汉代角抵戏服饰与艺人的假形装扮密切相关,其形制特征为头戴假面,身着羽毛或兽皮材质,且与扮演的角色相得益彰,并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乐舞杂戏由日常生活中表演舞蹈、奏乐的艺人和滑稽的俳优组成,其服饰形制特征为交领右衽袍服、宽松裤子等汉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虽然不能对汉代百戏服饰包罗万象,但是从某种角度也突出了汉代百戏服饰的时代特色,并彰显了汉代百戏服饰与汉代社会的密切关系。

田汉:在人民时代实现“银色的梦”

田汉怀着一个“银色的梦”走向文坛,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时代里他的“梦”得以实现。他始终坚持人民本位的艺术立场,倡导艺术的改革和创造不仅要适合和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还要促动人民走向进步。他对“新国剧”问题的思考,对“到民间去”的倡导,对戏曲传统的人民性与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掘等,都是我国戏剧影视艺术理论的宝贵财富。它们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艺术规律的探索,对当下主体性话语建构仍具强烈的启示意义和理论价值。

文化空间视域下汉剧进入高师音乐教育体系研究

文化空间是地方戏曲成长发展的重要媒介,对它的拓展研究为以汉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曲传承发展开创了一条新思路。教育作为人类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文化传承和创新是它的重要功能。高师音乐教育体系作为地方戏曲文化空间扩展的领域,汉剧等地方戏曲作为教育课程改革的民间音乐教育资源逐渐地融入到高等师范音乐教育文化体系中,二者的有机融合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汉水流域的水浒戏及其传播特点

随着《水浒传》小说和"水浒"杂剧、传奇的传播,地方戏中亦出现了许多演叙梁山好汉的水浒戏。地处陕西、湖北、河南的汉水流域剧种众多,水浒戏主要出现在汉调桄桄、汉调二黄、湖北越调、汉剧等剧种之中。现存剧目和剧种60多种,大多为散出戏(折子戏),汉水流域水浒戏的故事渊源主要有两方面。宋江、武松、李逵、林冲、杨雄、石秀、时迁等"英雄"人物,潘金莲、阎婆惜、王婆、孙二娘等女性人物,均是戏场上为人熟知的人物形象。水浒戏一方面扩大了"水浒"故事的传播和互动,另一方面重写中融入了地域和时代的特色。

从声腔形态的比较为广东汉剧寻根溯源

文章以音乐形态学的研究角度为出发点,以广东汉剧、汉剧、徽剧的皮黄腔为对象,从板式特点、腔式结构、行当唱法、上下句落音与伴奏乐器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为广东汉剧确认亲缘关系,寻根溯源。作者认为,广东汉剧的根在湖北,广东汉剧源于汉剧。

广东汉剧北路(西皮)唱腔结构及其变格

构成剧种特色的最主要因素莫过于音乐唱腔。如果离开音乐唱腔的特点来寻根探源,往往会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广东汉剧为使用客家话、粤语的粤东北地方剧种之唱腔集大成者,兼有南路、北路、大板、南国小调、昆曲等诸多唱腔。本文对广东汉剧唱腔中具有代表性北路(西皮)唱腔的典型板式——慢板入手,分析其调式特征、基本结构、落韵规律和相应的表演艺术特点,以及常见的变化格律。

闽西汉剧的民间社会背景与文化意义

闽西汉剧是由外来的西皮、二黄声腔在闽西地区扎根、衍化而成的。闽西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及本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是形成闽西汉剧广泛流传的基础和条件。从闽西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剧艺术的象征符号层面入手,通过仪式研究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手段探析闽西汉剧在其社会中的深层文化意义,有助于理解闽西汉剧所体现出来的宗族性的群体认同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对于文化的独特作用。闽西社会结构以亲缘和地缘为主,闽西汉剧是以乡间的祭祀仪式和节日庆典为前提的,是闽西民间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仪式与社会中极具媒介与桥梁作用,并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千生万旦,难求一净——谈闽西汉剧特有行当“红净”的艺术特征

闽西汉剧是福建省主要地方戏曲剧种,植根于客家祖地闽西地区,已有300年历史,剧目多达800多种,于2007年被文化部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闽西汉剧的角色行当十分丰富,表演生动细腻,而在众多行当中,要数"红净"形成最晚却最具特色,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从"红净"这一行当的发展追根溯源,从唱腔、表演程式、脸谱化妆等几方面分析阐述,以期对"红净"这一行当的艺术特征及自身价值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武汉市汉剧剧场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针对汉剧在文化全球化冲击背景下逐渐失去其影响力的问题,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汉剧剧场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方法对已有文字资料进行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探究近代武汉市汉剧剧场的空间分布规律,分析时空演变等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武汉市汉剧剧场从数量上呈现增多、减少、再增多的趋势;大革命到抗战胜利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剧场呈现聚集分布,其他时间分布较为离散;随着时间发展,汉剧剧场分布中心从长江北岸的汉口区逐渐趋向长江,最终移动到长江南岸;分布范围随武汉城市空间扩展而扩大。该研究直观表现了汉剧在武汉市的发展过程,可以为其他传统戏曲和民间文化的定量化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以善为美:藏、汉戏曲共同的审美理想

以善为美是我国藏、汉戏曲共同的审美理想,也是藏、汉戏曲思想内涵的共性。汉族戏曲中的善恶观主要表现于:对民族气节的礼赞;对"义"的肯定和推崇;对象征正义的清官形象的歌颂。藏戏中的善恶观表现于:对善的同情、赞美,对邪恶的批判、鞭笞;对躬行利他主义的施舍行为的礼赞;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尽管由于藏、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戏曲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但"扬善",始终是藏、汉戏曲内容的核心,美的本质。

论田汉话剧借鉴戏曲的艺术创造

田汉在戏剧创作中积极继承中国戏曲的艺术传统,他的话剧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田汉以幻想、梦幻的形式去表现现实,强调“情到真时事亦真”的传奇性等方法,那种“失望的悲哀、苦闷的惆怅”的情感色调,跟中国戏曲艺术的浪漫主义传统有关。无论是抒情性意境,还是叙事性意境的创造,田汉话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王实甫、关汉聊剧作的启发。

钱热储和萧遥天的“外江戏”研究

钱热储和萧遥天的粤东"外江戏"研究,是民国时期地方戏剧学术园地中的佼佼者,前者的《汉剧提纲》一书及其系列论文开启了"外江戏"研究之风气,而后者的"外江戏志"则是真正"学术自觉"意义上的第一部"外江戏简史"。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广东汉剧研究的基础,也代表着民国时期广东汉剧研究的学术高度。

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

汉乐、汉剧不仅是客家地区特有的乐种、剧种,也是中华音乐文化之精华。然而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它却遇到了生存险境。我们应重新审视其发展历程,认识其文化价值,总结学习他人经验,力求通过重视教育传承、调整地方高师院校音乐教育培养目标、调整课程结构、开发富有客家地方音乐特色的新课程、丰富高师声乐课教学内容等举措,并通过加强媒体宣传、加强普及教育、鼓励民间乐社活动等多种渠道更好的保护传承客家传统音乐。

浅议先秦两汉时期早期戏剧的巫傩形态

巫与巫术是中国戏剧的源头活水。从巫舞、雩祭、蜡祭、尸祭中的角色扮演,到秦汉宫庭傩礼的世俗化、娱人化演变,直至傩戏的产生,这些具有相关戏剧要素的早期戏剧的巫傩形态,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但它们经过不断地发展和演变,最终促成了中国戏剧的诞生。从而验证了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一样,起源于原始的宗教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