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的珠江—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价值测度及分区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构建难点在于厘清补偿主客体、评估补偿优先时序及精准测算补偿标准,构建科学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有助于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责任合理分配。本文以珠江—西江经济带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将改进三维生态足迹模型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相结合,测度2005—2020年各市生态补偿价值与标准,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最终划定优先支付、潜力支付、平衡、潜力受偿及优先受偿5类分区。结果表明:1)2020年经济带生态补偿赤字为288.09亿元,广州支付价值最高为185.14亿元,人均生态补偿标准为987.92元,仅崇左获生态补偿,受偿价值为0.68亿元,人均受偿标准为32.62元。2)广州、佛山与南宁长期为优先支付区;崇左长期为优先受偿区;肇庆、柳州及百色近年转为潜力支付区;来宾、贵港、梧州与云浮为平衡区;经济带优先受偿区与潜力受偿区逐步转为优先支付区、潜力支付区与平衡区。3)广州、佛山及南宁应率先支付生态补偿平衡经济带区际生态保护责任,协调区际生态保护共治关系;应优先给予崇左生态补偿以实现生态保护受益,获得生态环境治理的经济支持。

城镇化过程中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变化特征分析——以湖北长江经济带为例

城镇化过程中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变化深刻,探究城镇化过程中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变化规律,对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生态产品核算体系尚未形成统一认识,鲜有研究将乡村休闲旅游点和社区游憩公园等文化服务纳入核算体系,对城镇化过程中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变化规律也缺乏系统认识。以湖北长江经济带为案例区,采用USLE、CASA等生态模型和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等价值评价方法,对2008、2018年研究区的生态产品生产能力进行核算,并分析其变化特征以及与城镇化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2008、2018年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分别为34.21×10^(3)亿元、30.28×10^(3)亿元,其中土壤保持、气候调节和科研教育服务是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核心;2)与2008年相比,2018年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下降了3.92×10^(3)亿元,降幅达11.47%,其中土壤保持能力下降显著,随着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休闲游憩服务增长态势明显;3)空间变化上,湖北长江经济带三分之二的县(市、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呈下降态势,下降区域主要分布于西部、东部地区,其中重点生态功能区下降尤为明显;4)2008、2018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要以“两山”理念为指导,保护生态资源基础,修复受损生态系统,开发地方特色生态产品,不断提升城乡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

珠江-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协调好耕地集约利用与耕地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本研究通过构建珠江-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1-2020年珠江-西江经济带11个市的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情况。研究表明,在时间上,珠江-西江经济带的耕地集约利用和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广东段有3个市呈波动下降趋势,广西段各市均达到勉强协调发展和初级协调发展;在空间上,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市的协调发展度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差异。研究结果可为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市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和新的发展思路。

宁夏沿黄生态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提升对策

宁夏沿黄生态经济区是自治区各种生产要素最为集中的地区,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得尤为重要。笔者采用修正当量因子法估算了5大生态系统11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明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内部结构、时空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提出价值提升的对策建议,服务黄河流域宁夏段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结果表明: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盆地和山区高,荒漠和丘陵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水文调节、气候调节、水资源供给和气体调节服务为主,所占比重分别为59.07%、8.97%、5.02%、4.9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增长趋势,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仍处于低协调度状态,下一步应在保护生态功能,兼顾美学价值的前提下,加强荒漠和丘陵地带的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发展,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平台功能联动、发展动能转换与城市产业效率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过程中,城市内各经济功能区已成为支撑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平台间功能各异且相互关联,但当前各平台同质化严重、功能特色发挥小、联动发展少,未能充分承担起城市产业发展的重任,厘清平台功能联动对城市产业效率的影响机理有利于强化城市内各发展平台对城市产业发展的支撑。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城市2010—2019年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发展动能转换在平台功能联动促进城市产业效率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平台功能联动水平可以带动城市产业效率大幅增长,促进发展动能绿色化转换会削弱城市产业效率的提高效果,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应着重发挥城市内平台功能联动作用。

1985-2020年汉江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覆盖演变特征分析

精准把握汉江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特征,对优化区域国土空间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以1985、2000、2010和2020年四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从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度、转移关系等方面分析汉江生态经济带LUCC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1985-2020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以林地、耕地为主要用地类型,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L)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R)变化较小,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其他用地持续减少。(2)1985-2020年研究区以林地和耕地互转、建设用地转入为主,林地和耕地分别是最为活跃的转入、转出类型。新增林地面积59.99%来自耕地转入,耕地75.58%来自林地转入,灌木地主要来自草地转入,草地和水域、建设用地均主要源自耕地转入。(3)1985-2020年研究区LUCC转移规模不断增多,转移关系更为复杂,其中以由林地向耕地转移变为以耕地向林地转移最为典型,但转移规模和关系存在省际差异。(4)1985-2020年研究区LUCC变化图谱以林地的稳定型为主,其他变化图谱类型均是林地与耕地阶段性角逐转换的结果;河南省稳定型图谱面积占比最多(83.96%),陕西省最少(79.68%);陕西省第二大图谱类型是林地转向耕地的前期变化型,而河南省是耕地转向建设用地的前期变化型,湖北省是耕地转向林地的后期变化型。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耕地承载力

为研究长江经济带耕地承载力,给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和中部崛起提供参考,该文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盈余/赤字。研究结果表明:(1)从2015年到2019年,长江经济带人均生态足迹呈逐年下降的趋势,5年下降率为7.91%;(2)长江经济带人均生态承载力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5年下降率为2.37%;(3)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呈生态盈余状况,且生态盈余在逐年上升,5年的增长率为10.39%;(4)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耕地的利用现状内部分异大,根据11个省市核算结果分析人均生态足迹呈3个级别、人均生态承载力呈4个级别、生态盈余呈2个级别。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涵盖的11个省市内部分异大,长江经济带整体耕地生态较好,耕地压力较小,土地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能够满足当前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要求。该文通过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研究2015-2019年长江经济带耕地承载力动态,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研究

岸线资源是重要而特殊的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在江河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基于遥感解译、部门座谈、实地勘察和采样测试等技术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干支流岸线资源开展了系统的调查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岸线资源条件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岸线资源生态敏感程度较高,开发与保护协调困难,岸线利用对滨岸带水环境和水生态产生影响,局部岸段健康风险突出,滨江湿地呈萎缩、破碎化趋势。从岸线资源空间管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等战略和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关于在长江经济带布局以水质改善为目标的流域生态缓冲体系的思考

生态缓冲带能够有效减缓流域内的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对水环境和水生态系统的影响.在长江经济带构建流域生态缓冲体系,对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讨论了构建流域生态缓冲体系涉及的生态缓冲带位置选择、缓冲体系所占最低面积比率、宽度划定等一些基本的原则要求;利用卫星遥感影像数据,提取各汇水单元的地形特征、土地利用类型特征、土壤类型、土壤侵蚀强度、水文水系等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缓冲体系进行布局.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内林草地是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占区域总面积的62. 46%,但是分布很不均匀,主要集中在西部高地和中下游的丘陵地带,在人口密集、农田密集的区域分布偏少;城镇用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②土壤类型空间差异显著,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江西省及安徽省大部分区域的土壤多是黏性比较大,污染物迁移能力较低;而污染物迁移能力较强的砂质土或者土层较薄的山地草甸土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北部、西北部.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和冻融侵蚀均有分布,且以水力侵蚀为主,建议在中度及以上侵蚀强度区域尽量减少污染源,重点布置缓冲带,增加该区域的缓冲力度.③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可以利用的中小型湿地、小型河流支浜的面积至少有1. 4×10~4km^2,再结合林草缓冲带,就可以形成一个生态缓冲体系.④在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结果基础上,叠加土壤侵蚀强度和水系分布,将污染源区、中度及以上侵蚀强度区、水体区作为缓冲对象,建立缓冲体系的重点区域,总面积约14. 26×10~4km^2,占长江经济带总面积的6. 95%.对照欧美地区的研究,6. 95%的缓冲体系面积占比是偏低的,需要在长江经济带开展深入研究来确定适宜的缓冲体系面积比,推进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缓冲体系的构建.

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改革方略研究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如何解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是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破解的重大命题.本文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难点地区——长江上游地区,提出设立"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想,认为应着眼于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以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目标,以梯级水电开发为抓手,以深化区域综合配套改革为根本动力,给予地方政府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中更大的自主权.本文分析了设置试验区的战略意义和定位,提出了该试验区的重点创新内容.

沿海生态地区空间均衡内涵界定与状态评估——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

以沿海生态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运用组合类型方法测度空间均衡状态,得出以下结论:1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强度呈现中部和东翼高、西翼低的空间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呈现由东翼向西翼递减的空间格局;2开发不足型、均衡型、过度开发型区域并存,东翼多为均衡型区域,中部和西翼多为过度开发区域,西翼偏北地区多为开发不足区域;3区域本底条件、区域发展阶段、产业集聚状态、空间集约程度、管控制度设计、区际关系结构等是影响空间均衡的重要因素。

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示范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围绕长江大保护,笔者近年探索形成滨海盐碱地、长江滨岸湿地、沿江化工污染场地、重金属污染场地和废弃矿山等5种类型生态修复示范关键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和应用成效:(1)探索形成南通滨海盐碱地“工程、结构、生物和农艺改良”等关键技术体系,建立了盐碱地水-盐运移环境实时动态监测体系,实现海水稻、玉米和油菜等系列农产品产业化,有效服务沿海地区盐碱地优质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2)提出江苏启东长江沿江湿地“生境优化、植物优选、多样性调控”综合生态修复技术,形成湿地休闲观光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湿地尾水深度净化区等三大生态功能区,修复成果取得较好生态与社会效益。(3)创新有机污染探测技术,查明某典型化工园区地下“隐性”污染,精确圈定主要污染物深度,明确以硝基苯、苯、苯胺等为主的污染物类型,提出了污染修复深化建议,得到当地市政府、环保部门采纳建议方案,有效支撑服务有机化工废弃场地再开发。(4)研发耐镉转基因特有植物材料与高效修复功能微生物,探索形成沿江高镉土壤微生物-植物互作修复模式,为下一步微生物改良剂研制和规模化修复奠定重要基础。(5)形成云南安宁磷矿尾矿堆场生态修复和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尾矿资源化、减量化利用关键技术,有力支撑废弃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和尾矿资源化利用。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采用谢高地分类系统和评价方法分析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分布,并与Costanza分类系统和评估方法进行了对比。从生态类型来看,湿地、森林、农田和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占总价值的63.3%,20.7%,15.6%,0.43%。从生态服务功能来看,废物处理、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等方面的价值较大,分别占总价值的23.37%,21.88%,20.08%。

近20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变化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受到扰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况面临压力,亟需开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本文选取2001年和2020年MODIS和Landsat遥感影像计算湿度、绿度、干度、热度4个评价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遥感生态指数RSEI,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生态环境现状及变化进行定量分析评价。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环境等级为较优,2001—2020年保持总体向好态势。空间分布上,生态环境优等区域主要分布于武夷山、罗霄山、雪峰山、武陵山、巫山、大巴山、大别山、西双版纳等山地丘陵一带,生态环境较差及差等区域主要分布于大中小城镇等人类聚集地、川西横断山区。时空变化上,生态环境等级下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太湖周边、江汉平原、洞庭湖周边、安徽西北部、湖南南部及四川盆地等人类聚集地周边,生态环境等级上升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大部、重庆山区及三峡库区、贵州大部、云南东南部、安徽中部及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区。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在阐述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交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物理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近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流域考察期内的整体发展属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具体表现在区域间协调度低,区域内经济、创新、生态三系统间发展不均衡:东部3省市耦合协调度高,系统间呈良性共振发展;中西部省市耦合协调度偏低,部分省市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曲线异向运行趋势显著,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与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匹配;个别区域的创新能力对经济和生态的支撑作用仍不明显,其发展的"孤岛"态势造成对其他系统的溢出效能甚微,对优化产业结构、反哺经济和环境的能力较弱。

长江经济带一体化保护与治理的政策机制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受制于行政分割,全流域11个省市之间开发与保护不协调、竞争与合作不同步、上下游利益诉求不一致等问题突出,直接影响长江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战略要求下,统筹好长江经济带开发、利用和保护等问题,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带、创新带、协调带,亟须打破分割的旧格局、创建协调的新机制,形成长江全流域共抓、共管、共建、共享、共赢的绿色发展局面。

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研究

中国区域经济带的空间演变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探索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对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中部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典型区域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为例,基于RS技术,在对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2000年、2007年、2013年3期遥感影像监督分类的基础上,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单一土地利用相对变化率等数学模型,定量分析了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13年间土地利用的时空格局及演变特点。研究表明:2000—2013年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结构稳定性较差;13年来,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耕地减少了10256.4756 km2,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耕地主要是转向了林地,从遥感影像对比发现,城市周围的耕地被建设用地侵蚀,水域的变化幅度最小;从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建设用地在2007—2013年变化最为剧烈,其动态度是4.826%;区域变化方面,各地级市(省辖市)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汉阳与潜江的水域变化率较大,从总体而言,神农架林区各类土地利用类型变率均较低。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空间规划引导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本文首先解读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空间建设至关重要;然后分析国内城市生态用地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其与新型城镇化的适应性,提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生态空间发展的两大趋势为生态用地功能化及城乡统筹发展:最后在分析武汉市生态控制区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武汉城市生态空间规划引导的思路:一是统筹规划,建立产业·镇·村体系;二是加强管治,坚守生态底线;三是政策支持,促进生态功能发挥。

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产业生态化效率研究——基于沿江9省(区)27个城市2011-2014年相关统计数据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通过运用经主成分分析方法处理后的DE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2011-2014年总体产业生态化效率进行评估分析,为今后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效率提升明确了方向。研究结果表明:运用经主成分分析处理后的DEA方法得出的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产业生态化效率结果更为科学;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城市间产业生态化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但均呈现出生态效率上升趋势;沿江地区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产业生态化效率改进的政策建议。

基于开发需求的安徽沿江地区生态经济分区

从压力、状态和人类响应3个方面,构建了生态经济分区指标体系,结合经济开发需求的评价结果,以县(市、城区)为基本评价单元,利用主成分分析与系统聚类的方法,根据自上而下的专家定性评估,遵循空间邻近性原则,将安徽沿江地区划分为7个生态经济类型,即:合肥污染防治与城镇生态优化区、巢滁湖泊湿地保护与平原生态农业区、马芜铜宣工业污染防治与城镇生态优化区、宣南生态农业与水土保持区、安庆平原农业与湿地生态保护区、池州森林保育与生态农业区以及皖西水源保护与森林保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