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机升降理论内涵及不寐病辨证分型探讨

气机升降理论是“汉派李氏脑病流派”辨治不寐病的核心理论思想,基于气机升降理论将不寐病分为升降太过和升降不及两大类,根据气机运行的部位、气的多少、气机升降出入的不同形式将不寐病分为营卫不和型、脏腑气机失调型、阴阳不交型三大类型;每一类型又有各自不同亚型,共有卫阳虚不敛营阴证、卫气盛夜不入营阴证、卫气入于阴而日不得出于阳证、肝胆气机疏泄失调证、心肾气机上下相济失调证、脾升胃降枢机失调证、阳不入阴证、阳盛阴虚证、阴不潜阳证九种亚型,并表现出各自独有的临床特征。基于气机升降理论的辨证分型法补充完善了现阶段不寐病辨证分型类别,为临床诊治不寐病开拓了新思路。

龙江韩氏妇科从脾肾论治低置胎盘

龙江韩氏妇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建设单位,在全国中医妇科学术界享有盛誉,韩氏妇科在中医理论上守正创新,临证上颇有建树。本文仅对韩氏妇科治疗低置胎盘进行阐释,韩氏认为造成低置胎盘的原因主要是脾肾两虚,治疗上提出固护脾肾,补母体而调胎运,坚持“治病与安胎并举”的原则。临证中常以韩氏经验方“加味补肾安胎饮”加减化裁,补肾填精以养冲任气血,健脾益气以升举脏器,精血旺盛胎元得养,低置胎盘得以升举,从而提高妊娠成功率,临证屡获良效。并附验案一则,以飨读者。

汉地山水画之美学思想在勉唐派唐卡中的体现

唐卡作为优秀文化中华传统之瑰宝,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形式。勉唐派唐卡作为十五世纪之后影响最大的绘画流派,以拉萨为活动中心,风靡卫藏地区。公元十七世纪布达拉宫扩建,勉唐派得到了格鲁教派的大力推崇,成为格鲁教派各大寺院的壁画与唐卡的绘画定式。作为唐卡艺术中规模最大的艺术派别,勉唐派开创了以严格的度量经作为唐卡绘画依据之先河。本文重点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文贯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着重探讨了勉唐派唐卡与汉地山水画之间的关系。元朝以后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勉唐派作为当时藏地的主流画派,勉唐派的画师可以大量接触到汉地绘画作品,因而受汉地山水画之美学思想的影响,勉唐派在色彩搭配及构图方式上进行了突破与创新,造就了勉唐派唐卡清丽典雅的审美意蕴,展现出藏族绘画艺术的全新风貌。

论方苞的韩欧文之辨

作为桐城派早期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方苞深入论析了唐宋古文代表人物韩愈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他认为,韩愈和欧阳修是唐宋古文成就最高的两家,但他对韩、欧之文的定位和评价则差别很大:韩文建立在研经体道和求正去伪的学术基础上,继承《史记》以来的“义法”精髓,达至“雅洁”之境;欧文虽纡余美秀,笔法圆融,却学古未深,“义法”有疵。方苞对韩欧文的辨析是以“义法”和“雅洁”为衡文标准重新界定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结果,对之后桐城派文学创作影响颇大。

绍派伤寒名家俞根初治疫思想探析

俞根初是绍派伤寒奠基人,其所著《通俗伤寒论》论述四时外感疾病,提倡寒温融合,包含治疫思想。俞氏提出“三焦赅疫证”,认为疫病感则迅速传变三焦,治从通调三焦入手。书中内容涉及温疫、寒疫、杂疫,主张舌脉合参预判疫病转归,针对性创制新方开达膜原,和解三焦;下法逐毒,通利三焦;寒疫则审时求因,对症立方。同时配合多种外治法以求速功,强调祛邪务尽,善后务细,疫病后期善用鲜药养阴及通风调护。俞氏论治疫病的思想对于现代临床传染病诊治具有指导意义。

长沙县立师范:田汉戏剧创作的发源地

田汉在长沙县立师范求学时,受到校长徐特立、姜济寰等的关心和指导,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举办《祖鞭报》和《青年》杂志,创作了戏剧处女作《新教子》,以及戏曲剧本《新桃花扇》等,并发表文章、诗词等作品,是他后来创立南国社、创办刊物《南国月刊》《南国周刊》以及从事戏剧、电影、歌词等创作的起点。长沙县立师范成为田汉一生戏剧创作的发源地。

张芝“转巧”草书探析

书法史称张芝的草书集众家之长,“转精其巧”,为一代“草书之祖”。在张氏家族删减儒学经典求新求变传统的影响下,张芝锐意于改革草书,使其草书具备了行云流水之势和刚健遒劲的笔力特点。流水之势是张芝在人性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任情自然、委于造化的结果,而刚健遒劲的特点则与凉州劲悍的地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鸿都门学选士科目设立缘由——以政治、学术与教育的互动为考察线索

东汉鸿都门学以尺牍、辞赋、工书鸟篆等科目选士,历来被教育史学界视为中国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论及鸿都门学选士科目的设立缘由,学界既往观点多释以汉灵帝个人喜好。以政治、学术与教育互动的“整体史观”为考察视角,将鸿都门学选士置于东汉末年皇权与士族官僚集团政治权力斗争的背景下,从知识群体所掌握的知识类别等角度,对鸿都门学以尺牍、辞赋、工书鸟篆等为选士科目的历史缘由可以作全面阐释。

中国7省(自治区)汉族高中学生校园欺凌特征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中国7省(自治区)汉族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特征,为开展中学生校园欺凌防控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河北、河南、云南、四川、内蒙古、广西、新疆7个省(自治区)4457名汉族高中生进行校园欺凌状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不同欺凌现状、形式、行为中的角色构成。结果4457名汉族高中生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1.0%,被他人欺凌发生率为22.7%,城乡结合部、男生、父母关系不融洽、同学关系不融洽、有过留守经历的高中生欺凌、被欺凌发生率较高(P值均<0.05)。遭受校园欺凌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言语欺凌(25.9%)、关系欺凌(10.8%)、身体欺凌(6.2%)、网络欺凌(5.0%)、财物欺凌(3.1%);5种校园欺凌发生率,男生高于女生,同学关系不融洽者高于融洽者、有留守经历的学生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高中生校园欺凌参与角色中,未参与者占61.7%,欺凌者占15.5%,欺凌-被欺凌者占15.5%,被欺凌者占7.3%,不同居住地、年级、性别、父母婚姻、父母关系、同学关系、留守经历和是否独生子女的学生校园欺凌参与角色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中国高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情况不容乐观,应开展针对性干预。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东汉私学论析

东汉虽然是重建汉王朝,但与西汉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私学的繁盛即是一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私学教师主要来自陈留、南阳、北海、扶风、琅琊、汝南、颍川、广汉、京兆、蜀郡和沛郡等郡国,教授地点则分布在河南、陈留、颍川、弘农、汝南、南阳、京兆、广汉、扶风和琅琊等郡国,这些郡国所在的河洛、关中、巴蜀和齐地等区域可谓东汉私学的核心区。在各区域内部郡国之间私学的发展也不平衡,有核心与边缘之分。不同尺度私学核心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习惯上所谓东汉文化发达区可能是私学的边缘区,而文化边缘区也有私学的核心。对不同文化因素空间分布的研究会细化对汉代文化中心的认识,文化中心区并不意味着是所有文化组成因素的中心,文化边缘区也可能是某种文化因素的中心。

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孤芳与微澜——以备受争议的《石鼎联句》为中心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以及富含政治讽谕和人性反思的意义空间,而《石鼎联句》适与韩愈联句的各项特征高度吻合,联句作者、本事及作年遂得一一落实。由此可见,《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孕育着韩孟诗派结构性变革及其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

新疆民汉合校背景下中小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与学业成就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新疆民汉合校背景下中小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采用民汉合校学校氛围问卷、学业行为量表、学业成就问卷和自尊量表(SES)对912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学业行为在学校氛围与学业成就间起中介作用,即学校氛围通过学业行为间接影响学业成就;(2)自尊调节了学校氛围通过学业行为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中介过程。因此,学校氛围对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过程,学校氛围通过学生学业行为影响中小学学生的学业成就,高自尊个体会增强学校氛围对学业行为的影响。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篇目考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为东汉史研究之重要文献,然其书散逸,故其篇目亦不甚明。今就其残篇,辅以相关史料,可知:《东观汉记》篇目可考者为《世祖本纪》,《儒林》《外戚》《南单于》《西羌》四传,《公孙述载记》,《地理》《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朝会》八志,《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百官》五表;谢承《后汉书》与薛莹《后汉记》之篇目可考者,唯谢承《书》之《东夷列传》;司马彪《续汉书》除随范晔《后汉书》传世八志外,可考者为《光武十王传》《宗室四王三侯传》《孝明八王传》《章帝八王传》;华峤《汉后书》篇目可考者为《皇后纪》与《孝子传》;其余四家,除张璠《后汉纪》为编年体外,其篇目可考者为谢沈《后汉书》与袁山松《后汉书》之《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艺文》九志。

戲劇社會教育之功效與藝術本質之思辨——民國初年劇作家韓補庵的戲劇觀及其編劇理論

清末民初的戲劇改良運動,强調戲劇本身的教化功能,主要希冀透過戲劇而達到開啓民智、移風易俗的效果。而後紛紛出現各種組織進行相關活動,然而均未能長久持續,以致改良並未呈現具體的成效。民國以後,政府逐一規劃管理戲劇行業與政策相關部門,將其納入社會教育·通俗教育機構,同時嘗試將戲劇改良的理念轉爲政策透過教育機構執行。天津地區在1915年成立社會教育辦事處,此爲統括並監督通俗教育的機關,其下有藝曲改良社及藝劇研究社,屬於推行戲劇改良的組織。民國初年劇作家韓補庵(1877—1947)曾任藝曲改良社的社長,亦擔任社會教育辦事處的機關報《社會教育星期報》的主編,其身分與經歷,促使他將戲劇視爲落實社會教育的方法之一,專注於實踐。曾創作多齣新編戲劇,1921年出版的編劇理論專文《編戲贅言》,1924年出版了戲劇學專書《補庵談戲》。補庵是民初少見理論與創作並行的劇作家,他的時代正好歷經新興戲劇表演形式的盛衰發展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放棄舊有的戲劇形式,努力思索如何對傳統戲劇藝術進行改革,採取“半新半舊派”的演出形式,並提出明確的戲劇觀及務實的編劇理論,這一嘗試歷程,别具時代意義。

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维族、汉族中学生体质状况调查的对比研究

为了对新疆贫困地区的维吾尔族、汉族中学生体质状况进行对比研究,随机抽取南疆贫困团场2 238名中学生进行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运动能力等专门测试,结果发现:南疆贫困团场青少年汉族学生身高略高于维吾尔族,体重和胸围低于维吾尔族学生;汉族学生的肺活量普遍高于维吾尔族,且女生在16-18岁年龄段差异显著;汉族学生的下肢弹跳力、爆发力优于维吾尔族学生,维吾尔族男生耐力素质优于汉族,而维吾尔族女生的耐力素质低于汉族女生,且部分年龄段差异显著。

藏、汉族的中学生行为问题的比较研究

目的 了解藏族中学生行为问题的特点,比较藏、汉族中学生的行为问题的发生率。方法采用Achenbach青少年自评量表(YSR)和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对上海市某中学623名藏族中学生和148名汉族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藏族中学生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2.4％,汉族中学生行为问题检出率为6.1％。(X^2=4.76,P>0.05),藏族学生的行为问题各因子得分均高于汉族学生(P<0.01)。藏族男生在抑郁、不受欢迎、违纪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女生,女生在躯体诉述、思维障碍因子得分明显高于男生。来自日喀则地区的藏族学生在YSR各因子得分明显高于来自拉萨地区的学生。学习汉语时间8年以上的藏族学生在抑郁、攻击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学习汉语时间8年以下的藏族学生。结论 藏、汉中学生的行为问题有明显差异,藏族中学生的行为问题与性别、地区以及学习汉语时间有关,与是否独生子女无关。